|
书摘
第一章 谁偷了什么？时间与空间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欧人便出现在世界各地，这是殖民征服与工业革命的结果，由此，世界历史的建构便由西欧所支配。然而，其他文明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文明都只是一部分），比如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明。事实上，大多数文化本身都不缺乏过去与其他地区相互联系的观念。只是比较简单而已，但很多研究者却更愿意将这些看法放在神话而不是历史的标题之下。所有形容欧洲成就的用语，与形容一些比较简单的社会成就一样，喜欢把他们自己的历史强加给整个世界。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基于人类认知的自我中心主义冲动的扩张，而扩张所具备的能力要归因于欧洲对世界大多数地区事实上的控制。我必须通过我的眼睛，而不是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正如导论中说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世界历史两种相反的观点产生于近代。但在我看来，那场运动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探究，尤其是在考虑世界历史的长时段方面。
更具批判性的态度必然要面对在描述社会、过去或现在的尝试中所流露出的不可避免的种族中心论特征。这意味着，首先，要怀疑西方实际上是来自欧洲（或亚洲）的观点，这种观点声称创造了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行为活动和价值观。其次，这意味着要从源流而不是从结果（或者从现在）来检视历史。再次，它意味着要给予欧洲之外的历史以充分重视。最后，它还需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使是历史编撰学的骨干、历史事件的时空定位也是可变的，它从属于社会构架，并随之不断变化。因而，它不是由社会上流传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构成的，而那些概念体现在西欧历史编撰学的意识之中。
现在的时空纬度都由西方制定。这是因为，全球扩张需要计时和地图，这两者提供了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框架。当然，所有的社会都会有一些时空概念来建构他们的日常生活。随着读写能力的产生，这些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或越来越精确），而读写能力为地图绘制者提供了时空纬度。与口头文化传统的非洲相比，正是早期的文字发明，才使得欧亚大多数社会在计量时间、绘制和改进地图方面占据了充分的优势，而不是在构建世界的时空方式等一些基本事实上占有优势。
时间
口头文化中的时间是根据自然现象估算的，它根据太阳昼夜交替的变化，在天空中的位置，月亮的阴晴圆缺，季节更替等等来计量。口头文化所缺少的是对年代更替的数字计算，因为这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起点，而这一起点只在使用文字时才开始出现。
过去和现在的计时方式都被西方盗用了。历史学依赖的年代以基督出生前后来计算（公元前或公元后，或者从政治意义上更确切地说是公元纪年），其他对时间的认识，比如伊斯兰教纪元、希伯来纪元与中国新年的纪元都被挤到历史知识和国际用法的边缘。在这些纪元中，对时间概念的盗窃自然是世纪和千年本身的概念，同时也是文字文化的概念。费南德兹一阿梅斯托在一部包罗万象的著作中充分论述了后者，包括对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非洲和美洲的研究。阿梅斯托写了一本关于 “我们的千年”的世界史，书的后半部分讲述了西方支配下的“我们的历史”。和很多历史学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种支配根源于西方文化，而认为世界的领导权会再一次轻松地传到亚洲手中，就像先前它从亚洲传到西方一样。然而，这一讨论构架不可避免要牵涉基督纪元的时代、世纪和千年。在人们的头脑中，东方和现在的中心一样往往拥有另外一个千年。
对时间的独断不仅表现在以基督出生为标准的所有年代，还体现在计算年、月和周的每一天。在某种程度上，年代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划分。我们使用恒星的循环，其他人则采用月亮历的12个周期顺序，这多多少少是习俗的选择。在两种体系中，一年的开始即新年是主观的。实际上，欧洲人使用的恒星纪年并不比伊斯兰教或佛教国家的阴历纪年更具“逻辑性”。欧洲人对月份的划分也是主观的。其选择或是主观的年份，或是主观的月份。事实上，我们的月份跟月亮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伊斯兰的月亮历却明显更具“逻辑性”。但将恒星或周期纪年与阴历月份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历法体系都存在一些问题。在伊斯兰历法中，年份根据月份变化，而基督纪年则相反。口头文化中，季度和月份的计算都能单独使用，但是在文字文化中却要求两者的调和。
一周7天是所有历法中最主观的一个说法。人们发现，在非洲根据相应的集市，3天、4天、5天、6天都可以作为一周。在中国10天为一个周期。不同社会根据需要制定比月份小的阶段性周期，以适应频繁的周期性活动，比如地方集市，以区别于每年一度的大型展销。这些事件的周期完全根据传统习俗而定。白天和夜晚的概念显然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适应，但对小时和分钟的进一步划分只存在于我们的时钟和头脑中，它们同样也是主观的。
文字社会中，不同方式的时间计算基本都有一个宗教框架，为先知、救世主或世界造物主的生活提供了参考依据。这些依据与基督教的形成有关，是征服、殖民和世界统治的结果，它们不仅属于西方，还属于整个世界；7天一周，礼拜天安息日，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复活节和万圣节现在都变成了国际性节日。即便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宗教节日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以及弗雷泽所说的对魔力的拒绝——这些正影响着世界各地。
日常生活中残留的宗教习俗通常会被奉行者和参与者所误解。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是世俗社会，他们的制度没有歧视这种或那种信仰。学校允许穆斯林女子戴头巾，犹太人戴帽子（或者不戴），非宗派的礼拜仪式也可以成为一种制度，宗教研究尝试着从比较的角度人手。在科学中，我们将对世界及其全部内容的自由探索视为科学存在的条件。但同时，像一些宗教又常常因固守知识界限而受到指责，尽管它们也有理性主义的倾向。即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也从经济和科学两方面打上了宗教福音主义的印记，并与宗教历法息息相关。
建构世界的宗教模式渗透到思想的方方面面。某种程度上，即使它们被弃置不用，其痕迹也一直主导着我们的世界观念。源于宗教叙述的时空范畴对世界相互影响的主导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普遍常见，以致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习俗性特征。然而，从社会层面上说，宗教矛盾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有关宗教的怀疑论，甚至不可知论，即使在前文字社会也不断出现。在文字社会中，这种态度无意中导致了人文思想的分期，比如扎法拉尼（Zafrani）所描述的12世纪黄金年代的希伯来一马格里布文化，以及其他人所描述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文化的复兴（像彼特拉克所看到的，尽管基本是异教徒，却在很多方面都适应了基督教）。相关的古典和世俗的人文主义，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对既存教会权威的抛弃。当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它的位置，但两者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知识结构一定程度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广义的科学探索。而在同一时期，中国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那里没有一统的、主导性的宗教体制，因此，世俗知识的发展允许检验或重估既有的知识，而不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受到阻碍。但宗教双重性、科学和超自然力量的共存，一直是同时期各个社会的特征，尽管这种混合状态现在已经完全不同，社会更多地被分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自启蒙运动以来，“不信教者”享有越来越多制度意义上的地位，但是两者仍然被锁进特殊时代的宗教概念之中。西方的观念逐渐主宰了多文化、多信仰的世界。
回到时间计量上。显然，钟表是文字文化的独特贡献，是时间计量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们早已出现在古代社会。其形式有为日晷、滴漏和水钟。中世纪的僧侣用蜡烛来计算时问的流失，而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复杂的机械设置。但钟摆器械却是14世纪欧洲的一项发明，它发出“滴答”的声音，控制弹簧的松紧度。擒纵器和机械钟从公元725年起就出现在中国了，但擒纵器械没有像西方的钟表那样在后来得到改进。对一些哲学家来说，钟表机械成为宇宙结构的模型，它最终改进成手表，使得个人“计时”更为方便。它也导致了对那些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和文化的轻视，例如那些遵守“非洲时间”的人们，因为他们不能适应工厂和任何大型机构所需要的定时工作的要求，他们还没有为“暴政”、朝九晚五的“工资奴隶制”做好准备。
……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