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详细地阐明这个问题（单指后者——即中国式的斗牛与农业的关系），我们不能不作下列数点谈述[3]。
第一，我们先来探问这个颇像有点迂远的问题：中国的农业时代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据旧史所说，伏羲开始教民畜牧，到神农时代，便发生了农业。但这种时代，现在学者多承认它是“神话及传说的时代”，虽然其中不无包含着许多事实的影子，但其“时间”及“人物”都是缺少可靠的确定性的。并且这种人物和时代，只是当日某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呢？还是真如我们后代史家所想象的那样，主要地属于我们全民族的原始祖宗及原始时代的呢？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吧。
倘转到比较可靠的材料上检查，则在商朝末叶[4]，他们尚是“一种粗耕的、兼田渔游牧的经济生活的民族。”至于农业上用兽力（在中国大都用牛，所以“犁”字以“牛”）的事，据近年国内学者的考究，同得到“开始于周代”的结论[5]。这大约是颇靠得住的吧。
第二，要谈谈牛在我国过去被注意及敬重的情形。如我们所知道，牛，这种驯养的动物，因为它与人类生活之关系，所以它在许多民族间多曾被虔敬地重视过。例如古埃及与印度的先民都达（Todas）对于牛的崇敬之忱，真是达到极点了[6]。
中国古代对于牛的注意和重视，在文献上是颇不贫乏的。例如，仅从文字上看，凡牛之雌雄、牛岁、毛色、行动、鸣叫等，皆有特定之字（参见许慎《说文解字》卷二）。此外，如万物的“物”字，告诉的“告”字。皆从牛得其义，可想见我们古代祖宗的生活和牛类关系的紧密了。
像古埃及或现代许多文化落后的种族那样崇奉牛神的事，在我们中华民族，似尚未见有此种较显著之文献的发现。但对于牛的尊敬的情绪，直到现在，在村落及小沛镇的人们的头脑中，是仍然相当地保存着的。《礼记·月令篇》有“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的话，可见后来所举行的“迎春”的隆重典制（汉唐以来，“土牛迎春”，为朝廷及地方之重要典制。见《续汉书》李涪刊误等），它的来源是极古老的了。又《王制篇》云：“诸侯无故不杀牛”。注云：“冶者，民之命，牛植谷，故王制禁杀”（现在乡间还有以杀牛为罪恶的。这恐是混合了原始农业社会思想及佛教的“好生观”的结果）。从这些断片的材料中，以考古代农业时期，对于牛这种牲畜的重视当不是全无一点把握的吧。
第三，关于牛的性格，我们也想顺便说点话。如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家畜，在原始时代，都是“野生”的。人类至了驯养野兽的成功，在文化史上便开始了极光荣的记录。据考古学者们的探究，到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驯养动物的遗迹。而在几种被人较早豢养的动物之中，牛类便是其一。
不错，牛在许多被豢养的动物之中，也算得上是极驯服的。但它终是动物——由野兽变成的家畜动物，它不免有“野性”迸发的时候。《说文》“？”字训“触”，“告”字训“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也”。又《周礼》有“封人掌……饰其牛牲，设其奔衡”的语句，杜子春云：“？衡，所以持牛，令不触人。”[7]由这些看来，牛类常有发作野性的事可知。关于牛斗的文献，如辛谠的勇持斗牛之角（见《唐书·辛谠传》），崔安潜的爱看它们竞斗的姿态等（见《北梦顼言》），都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事例。
第四，不妨提一下文化荒野幼稚的种族，他们的游戏娱乐与禽兽的关系。因为人类早期的生活（狩猎的、畜牧的、农耕的）与动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之反映在他们文化上的物事，也不能不以这为主要成分。原始民族以及一部分开化较迟的民族（甚至于文化已经很高的民族），他们的娱乐——日常或定期的娱乐，以禽兽（尤其是兽类）为对象，是非常普通的事。各民族的戏剧及踊舞，其起源及扮演，很多是以兽类的动作等有相当的关系的。随便举点例子，如古希腊人“春祭”时饰马尾、效牛鸣以娱神，印第安人等有饰小羊惧狼以诱水牛来救的简单戏剧（见克尔沃唐（Chlverton）的《论艺术之起源》），日本人的狮子舞（见西村真次教授《文化人类学》第三章第八节），澳大利亚人的蛙蝶舞（见格罗塞（E. Grosse）博士的名著《艺术的起源》第八章）等。我国有些地方每到了旧历新年常有弄麒麟、狮、象等娱乐的事[8]。
至于直接以禽兽之类为戏的事，更是各民族所习见的。印度人的玩蛇（见松村松林博士的《惊异与神秘的生物界》等著作），马来人的斗鸡（见《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土耳其人的斗公羊（见英人密林根（Milingen）氏所著《土耳其》），以及中国人的斗鸡、斗蟋蟀、玩猴于及绵羊等，都是好例。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