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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童年》的故事犹如一部蒙古史诗，韵味和气势不俗。曾经有个叫科金的俄国人，说蒙古族的史诗原型就是成吉思汗，遭到学界的强烈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成吉思汗的名字超越了民族或国家的界限，成为世界的精神遗产。《蒙古秘史》里记载了“折箭训子”的故事，使人们领悟到尼伦蒙古人对于维护父系血缘纯洁的重视，当这种血缘的纯洁性被怀疑时，神话会提供某种辩解，感神光而孕的神话以它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强化血缘关系的合理性。成吉思汗是个少年丧父的孤儿，这恰似史诗里的英雄，他们都是孤儿，蒙古史诗的英雄都要经过劫后余生的考验，这里表现了成年礼的意义。铁木真在成为成吉思汗之前，少年便饱受血缘亲族联盟制度的煎熬，父亲死后，他和母亲在祭祖仪式上受到莫大的羞辱，被排斥在尼伦蒙古部的血缘关系之外。铁木真躲过无数的劫难，身心得到锤炼，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开始回归尼伦蒙古部的征程。在征服世界的旅途上，尼伦蒙古部血缘至上的传统，已经被他所忽略。他超凡脱俗的心智，使得他成为征服世界的人。
大兴安岭抚育了古老的北方民族，就像她抚育了额尔古纳河、嫩江一样。它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也是鄂温克族的发祥地。《蒙古民族的发祥地》一文，通过一个地名“额尔古涅昆”的考据，指出它是通古斯语对于两条河流的称谓。“额尔古涅昆”一语表明，那里曾经是鄂温克族的居住地，也是蒙古部落的栖息地。谈到族群关系，我们常常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而不同”。乌热尔图文章，让你感觉到，要理解这句话，其实也不那么容易。要搞清鄂温克族的先民弘吉拉部和蒙古各部落的关系，就要从古地名、历史比较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上考量。我想，作者不是专门的史家，至少不是蒙古历史的专家，他何以有如此巨大冲动，要翻检史料、实地勘察、问学于当代圣贤？他为的是认识自己，认识他自己的民族。很有趣的是，他探讨蒙古族的发祥地，其实在寻找鄂温克族的发祥地。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的确，我们至少相信，大兴安岭是许多北方民族的发祥地，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这里的一切将与这些民族的后代保持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它是培育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圣地。大兴安岭是神圣的，神圣之地是不可侵犯的！这些古老的遗训也将会成为我们要捍卫的神圣信条。《鄂温克民族的起源》里引述了一段萨满神歌，它叙述了这个民族的来源：“我们是从锡霍特山之阴，顺着乌苏里江而下的，我们在乌苏里江有根源，锡霍特山有家园，阿穆尔有营地，萨哈莲有分支。”据说鄂温克族的先民叫安居，曾经在辽阔的亚洲北部经过数次的大规模迁徙。迁徙和征战总是相互伴随的，这一游牧文化正是史诗这样宏大的叙事文学的天然土壤，可惜，鄂温克族至今还没有发现大型史诗的遗留，也许，曾经有过的史诗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鄂温克族的先民与蒙古部落、高丽人、女真人、突厥人的交往，他们所经过的地方的地名，都留下不少的历史记载。
当代社会日益祛魅化，这使得今天的人们无所畏惧，惟我独尊，自私自利，变得非常丑陋，丑陋得有些近似妖魔。人类不惧怕鬼怪，因为人类的某些邪恶的动机和行为与魔鬼无异。科技的昌明，使我们增添了许多文化上的优越感。比如，我们把老百姓的口承故事叫“说瞎话”，把农民朋友的信仰观念叫“封建迷信”，把一些较为古老的宗教传统叫“原始思维”、野蛮人的观念。把这些东西妖魔化后，我们自己就高明得多了。我们的世界观是唯物的、惟利是图的、工具理性的、实用的。人们对于超越我们经验范围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对于“他者的”文化也没有要求了解的愿望。如果人们读过作者的《神秘的敖包》这篇小文，他们会多少改变一些认识。比如，祭祀敖包的一些仪式和信仰，反映了初民社会曾经非常重视天、地、人的和谐共处，对神灵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敬仰，这些都时刻在轨范着人们的行为，从而保护了人们赖以生活的一切。今天的大兴安岭，它之所以没有被彻底被毁灭，要归功于那些古老的民族和充满传统观念和信仰的人们，是他们保护了这片土地。阿尔泰语系民族共同信奉萨满教，但是，人们常常会听到“跳大神”和所谓“巫医”或“神汉”这些带有贬义的陈词滥调，听到人们用这些话来指称这种信仰和行为，把这些作为愚昧的或者“没有文化的”代名词。我看到陕西的农民把自己每年敬奉神明的仪式过程和意义，总结为一句话——“人活着就是个文化”。在今天，到底谁更加有文化呢？是那些目不识丁但懂得敬奉神明的老百姓有文化，还是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有文化呢？是敬奉神明的人们文明呢，还是毁庙拆相像的人更加文明呢？谁在文化上更先进呢？今天，人们大谈保护民族和民间文化，但是，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古往今来，老百姓在哪朝哪代破坏过自己的文化了呢？最近百年的历史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保护传统文化需要信奉这种文化的人来保护，至少要给他们以文化上的民主和权利。破坏传统文化的人，常常是那些自认为有文化的官僚、知识人、上层阶级、统治者和外来的侵略者。
今天的人们正在处于这样的时代，即人类学所记载的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它们在不足百年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之中迅速消失。另一方面，人们在今天更加强调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对于传统文化和人类自然遗产以及口头和无形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很自信地谈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愚昧的冲突。但是，今天看来，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文化的选择不像科学活动那样，最终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为之生存的自然界却逐渐恶化。世界变得空前发达了，可是种族之间的冲突却变的更加复杂。科技文明的进步不会保证我们在人文视野上比古人更加智慧。同样地，人们应该自省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先进吗？城里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村夫，今人和古人，哪个“我们”更加先进呢？
本文原刊于《新京报》2004年9月4日述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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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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