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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驱傩仪式
傩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岁时净化仪式，它在季节转换时节举行。傩在古代又称逐除，是驱逐性巫教仪式。傩的举行有特定的时空范围，在时间上是以季节转换为关节点，在空间上以人们居住场所为中心。傩的中心意义在于保证人们在时节过渡变化中的身心安全。
在具有原始信仰的人们心目中，四季的流转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一种神秘的力量发生着作用，它可以延迟或阻滞时季变化，为了保证季节转换的顺利，人们就要举行特定的人文仪式，以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在特定时间的危机意识，事实上是来自人们对季节气候变化对人生影响的身心感受。特别是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季节气候直接制约着人们的衣食之源。人们对时令季节变化有着超乎寻常的关心，每到时季转换的关口，人们从内心中发出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担心与焦虑，这种忧虑必然要从言语动作中表现出来，在具有巫术信仰的时代，人们期望依靠自身的群体力量实现对自然时间的支配，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季节通过仪式。傩就是古代标准的季节过渡仪式。古代的傩春秋冬三季举行，最重要的是年终大傩，《礼记·月令》记载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2]。大傩的目的是驱逐岁暮阴寒之气，《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卢植《礼记》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3]大傩是为了逐除冬寒的阴气、衰气，为新春阳之气的到来准备时空基础。由此可见，大傩是年终遍及朝野逐衰迎新的时空净化仪式。古代信仰中，岁暮的寒气是衰颓之气，也是恶气，为了说明岁暮寒气的危害，人们将其幻化为疫鬼形象。汉代就有关于疫鬼的传说，《汉旧仪》：“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4]传说驱傩就是驱赶疫鬼。举行傩仪时，人们逐家逐村驱赶。驱傩人头戴假面，这种假面在周代为熊皮制作，所谓“黄金四目”。掌管驱傩的职官为方相氏，《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 2]（P2493 ）。这是朝廷傩仪，先秦民间同样有驱傩仪式，《论语》“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3]（P105 ）
汉代继承周朝古礼将大傩定为官方礼仪，时间在腊岁前一日，“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4]（P 3127）朝廷举行的傩仪规模浩大，选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一百二十个侲子（童子），头裹红色头巾，手拿长柄摇鼓。方相氏打扮如周朝，黄金四目，执戈扬盾等，还有十二个身披毛皮，头上有角的神兽。预备在宫禁之中，驱逐恶鬼。在夜漏上水的时刻，朝臣皆头裹红巾，在殿阶守卫。皇帝驾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高唱十二神灵之歌，请甲作、雄伯、腾简、穷奇等十二神驱除鬼魅、凶邪、恶兽、蛊毒，“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方相氏与十二神兽舞蹈、喧呼，在宫廷遍地搜寻三遍，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骑兵卫士传火炬出宫，然后由城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炬，将之抛入洛水之中。然后在门上设桃木偶、郁垒像，苇索，以作避邪的门禁[4](P3127-3128)。在鬼邪逐出之后，人门重视门禁，以防止鬼邪对已经净化了的时空的侵害与污染。门禁的意义在中国民俗中一直传承。汉代民间傩仪，虽然没有宫廷气派，其假面舞蹈驱赶的仪式大体一致。如东汉高诱所说：“（大傩）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5](P617)
南朝时期延续岁末驱傩仪式，但从形式与时间上有了变化，腊日已经不是岁末之日，而是在十二月八日。《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6]（P 116 ）这时的逐疫的魔力面具与新近传入的佛教有关。并且这时已经有了戏剧化的成分，假面称为戏头。南朝梁人曹景宗嗜酒好玩，“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曹将驱傩看成一种游戏，结果有军人乘机骚扰民间[7](P181)。可见南朝的驱傩已经有了游戏娱乐的成分。由严肃的仪式到游戏的仪式，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岁时通过仪式开始向节庆方向发展，是信仰成分减弱的生动说明。
但在隋唐时期，因为北部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秦汉以来的传统岁时月令观念一度复兴，唐朝依然有严肃的驱傩仪式，岁末宫廷与都城均行大傩仪式，王建《宫词》诗曰：“金吾除夜进傩名，画裤朱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8]（P763 ）描写的就事这一情形。唐人以雄鸡为牺牲，在宫门与城的四门举行磔牲仪式。在州县也有不同规格的驱傩仪式，唐《开元礼》规定，驱傩当天由官员或主持人将驱傩队伍引导入官衙，然后举行驱逐禳祝仪式。《乐府杂录》同样记载官傩的情形，“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9](P3)民间傩的情况与官方有所差异，据晚唐的《秦中岁时记》记载，长安“岁除日逐傩，皆作鬼神之状，内二老人傩翁傩母。”[5]傩公傩母的出现，是唐代傩仪世俗化的表现。
宋代傩仪官民差异更为明显，在北宋东京宫廷每年除日，要呈大傩仪，值班官员戴假面，穿绣花色衣，有人专门装扮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有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10](P70)宫廷傩仪规模巨大，明显有铺排、表演色彩，与汉唐驱傩的气氛有所不同。南宋临安城中除夕夜驱傩与北宋类似，“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然后“埋祟而散”。[11](P46)但有一个新记载，就是“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之类”。[12](P51)女童充当驱傩的角色，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其中隐含的意义值得深思。民间更是继承了南朝传统，驱傩行乞，成为岁暮的特殊风俗。进入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10](P69)民间驱傩仪式在城市变成了贫民谋生的方式。虽然如此，它还是担当着岁末驱邪逐疫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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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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