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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微】
这个问题，我得承认爱东说得有道理。我虽然不做田野，但也不是真的那么自卑，我相信，天下学问源出一家，无论面对的是田野还是文本，都有一个如何对待对方的问题。实际上，搞田野的格尔兹就是学的搞文本的伽达默尔，格尔兹心说了，你伽达默尔面对着不说话的文本（真的没说话吗？）都要请文本站出来说话，我面对的都是大活人，再不让大活人说话未免太不象话了吧，于是就有了解释人类学的诞生。
就此而言，学术伦理问题不是经验的抽象，既不是文本经验的抽象物也不是田野经验的抽象物，而是来自我们心中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宗迪所谓“人的良知”的启示，因此伦理的命令就是绝对的命令，因为它不需要我们将伦理的理念回放到经验的“物质性”实践当中以检验其是否正确。当然，就绝对命令之为绝对，绝对命令当然是一种理想，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理想，我们也才拥有了批判现实的武器，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意识到，我们以往的做法究竟有哪些不足？就拿爱东的实验来说吧，爱东在实验之前就已经为被试者准备好了反馈、评论的机会，这种对被试者的先验的尊重就已经标志着时代思想和学术伦理的变化。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让被试者发言只是为了求得更加客观的知识，但即使如此，主试者仍然意识到了，没有被试者的参与，客观性知识的获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客观性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被试者自有其地位。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爱东试验当中的伦理思想成分。我曾经想，如果早上二十年，爱东的这篇文章可能成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经典论文（不是说现在就不能成为经典了，成为经典要得到众人和后人的接受），但在今天刚刚发表就受到批评，然而，这批评却是我们这个学科正在前进且有希望的证明。今天，我们正在严格地、勇敢地审视甚至否定我们自己，我们不会苟且，无论以什么理由，而这也正是我之所以佩服施、刘二位的原因之一。
当然，伦理也是有经验和先验的层次之分的，伦理的层次划分折射出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对此，爱东有充分的敏感。三纲五常的三纲曾经是我们的伦理准则，但是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弃之如敝屣，为什么？用我们哲学家黄裕生的话说，因为三纲是人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关系的伦理原则，而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天本相的伦理原则，而任何关系角色的伦理原则都是基于人的本相的伦理原则。就说三纲，我们今天摒弃的只是其具体的内容，我们并没有绝对地拒绝其伦理的起点，这个伦理起点就是人之为人的本相存在，这就是人的爱心和良知，难道我们能够否认，三纲也是基于人的基本的“爱”吗？只是这种“爱”一度陷入了维持具体时代社会秩序的纠葛。基于经验实践的伦理原则可能随着时代而改变，但人之为人的基本伦理原则只能不断地朝向人的内心不断地进行发掘。讲个佛家的小故事吧，可能出自《指月录》：
有个老尼姑曾供养了一位小和尚从小修行，供养了二十年，二十年后小和尚长大了，长成了一名俊美的青年，这时有个年轻的姑娘看上了青年和尚，想与和尚相好，和尚答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年轻女子把这事告诉了老尼姑，老尼姑发怒了，说：“他对你的愿望即使不表示热情，也应该表示一点同情。原来二十年中我只是供养了一个大俗人。”于是把青年和尚赶走了。
连一贯讲究清心寡欲的佛家中人也知道佛的真谛并不仅仅在于清心寡欲，清心寡欲只是具体的做法，而其背后的指向却是需要佛家中人不断自省来加以开掘的。话说回来，中国民俗学的真谛又是由什么样的伦理原则所奠基和支撑的呢？对此，我们以往没有过认真的反思，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了。我们曾经认为，中国民俗学的伦理前提的一切从阶级的利益出发，最近这二十年我们又把民族的利益看作是民俗学高于一切的准则，于是，我们才有什么“一国民俗学”的渴望。但正如我在前几天已经说的，无论阶级论还是民族论的民俗学都是奠基于具体的关系伦理、角色伦理的相对性原则，而不是基于人的本相存在的绝对性伦理原则。民俗学，以及所有社会科学、人文学术，都必须对自身的社会性、历史性的伦理原则时时加以反思，以期不断地使自己的伦理思考上升到宗教的层面，上升到人类之爱的根本层面，宗教性应当成为所有现代社会科学、人文学术的根本前提，并以此前提对我们的具体做法加以批评或评判。
这就是我所谓的回到中国民俗学的起源处思考其真精神的想法。当然，在中国民俗学的起源处，先驱们并没有给我们预备好具体的答案，我在《民间文化论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门学科的理论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终极关怀）并不是在其起源处就一劳永逸地被固锁住的，学科理论的基本问题需要该学科的学者不断地追问，就此而言，学科问题是学科的先驱者和后来人不断对话并通过对话得以中介的结果。”就此而言，起源就在我们心中，就在我们心中的“当下”。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有助于对猴体结构功能的理解。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用我们的当下来理解我们的起源（我在民族文学所专门讲过这话），因此，马克思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反省的社会学。
现在回答爱东的质疑：如果苏格拉底、孔子已经为我们后人准备好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那么苏格拉底和孔子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有什么作为。我们需要苏格拉底和孔子，因为他们只是为我们开启了可能性，而这正是“轴心时代”和所有“起源”的伟大之处，而“起源”，我说了，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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