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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约翰·沃尔夫贡·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则更具体地指出，古诗歌中的歌谣本身包含了所有诗歌的“原始细胞”；他认为，歌谣是原型的诗歌，本身带有这些主要文类的种子——抒情诗、史诗和戏剧。因此，歌谣的出现肯定早于诗歌，是其他类型诗歌的原型。许多早期评论家对于文学的起源的普遍假设是诗歌的出现早于散文，而且韵和韵律是基本的、初始的性质。也有这样的假设认为，此类早期的、古代的、很可能也是口头的原始资料是自然的，它为后来的作家文学作品提供了模式，因此也形成了自然诗和文学诗的分界线。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则提出了自己进化的观点，认为文学形式来自民间言语，作家文学建立在谚语以及谚语式的言语基础之上，口头语的出现早于书面语。
由H.芒罗·查德威克(H. Munro Chadwick)和N.克肖·查德威克(N. Kershaw Chadwick)所写的书《文学的成长》(1968年)更是以压倒一切之势肯定了口头文学在先、规范的作家文学在后的观点。一些类型的作品可以从另一些类型发展而来，可以反映某些特别的文化阶段，而这些文化阶段本身并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不停地进化的。英雄文学产自英雄的年代，这被两位查德威克指定为野蛮阶段。他们认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小部落里的王子或头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的一员，成为文学作品里的核心人物。近来，一些以口头程式写作的作品认为——所谓口头程式写作指的是用一些学来的模式(尤其是口头程式：通过重复、有时只是大概地重复某些句法和语义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或者故事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组成的词组)把表演中的某些口头艺术一遍又一遍地用程式表述——此类文学的出现早于作家文学，而且其程式的性质和主题肯定能保留下来。①
当然，有一些分析者对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和对照，希望能找到其在风格、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内在性质——他们发现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的迫切需要造就了某些风格。比如口头风格常常带有以下特点：重复、冗长、甚至结构并列，这既反映了口头的美学，毫无疑问也说明了记忆资料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印刷文化由于其机械再生产的能力，相比之下就没有此种必要性了。
以上这些观点虽然存在差异，但在针对民间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民间文学就是口头文学，是歌谣、叙事散文(民间传说)和史诗。这个观点也决定了民间文学和文学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前者在进化过程中出现较早，它不同于作家文学，但两者之间确实具有相似性。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创造力的统一体中不同的支点，反映了文明的不同阶段。
2.作家文学中的民间文学
许多研究者从另一个角度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即长期以来被称为“文学里的知识”的方法。其核心是把民间文学当作文学的资源，可以更广义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里的基本组成成分。
尽管有了这样根本的假设，人们进行根源方面的研究还有几个原因。有无数的文章从书面作品中收集了民间文学的例子，以丰富民间文学记载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丰富了在本土文化或者文学形式的记载中缺少的某些历史时期。民间文学家们于是通过列举其资料记载中对等的例子，和那些被识别出来的民间文学仔细地相互提供参照，以证实资料的“传统性”。这便是类型和母题索引——通过索引的条目，读者可根据类型和母题的号码找到参考资料：它们是编入索引的各种参考书中重复出现的叙述资料，其中使用和引用最多的是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和斯蒂斯·汤姆森(Stith Thomson) 的著作。
使用历史—地理法的研究者利用这些口头资料的印刷版本或记载，其目的之一是记录口头艺术的某一具体例子的初始时间，以作历史的基准点。其他的学者则把这些文学记载当作人种学的资料，以重建其赖以生存的更大的文化环境和传统形式。也有研究者当作背景资料的来源。以上这些研究方法都以民间文学为中心。除此之外，另一些民间文学和文学研究者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口头来源，目的是为了了解文学产生的过程。例如，作家是从哪里得到资料的?早期的英国文学民间文学家们，如弗朗西斯·杜斯(Francis Douce)、詹姆斯·奥查德·哈莉韦尔-菲利普斯(James Orchard Halliwell-Phillipps)和查尔斯·卡思伯特·索西(Charles Cuthbert Southey)就曾为关于威廉·莎士比亚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戏剧中的信仰、习俗、和故事是从哪儿来的?② 布鲁斯·罗森堡(Bruce Rosenberg) 认为这种方法可揭示“作者的学习和工作方法、与同辈的关系、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以及艺术目的。”③
许多学者比较关注文学家所在的文化环境，认为作家的生活环境会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的资料来源及其相对应之人》一书中，作者W.F.布莱恩(W.F.Bryan)和杰曼·邓普斯特(Germaine Dempster)就相关的书面和口头资料来源提出了许多的建议。乔叟很可能听过或读过这些资料，并把这些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结合到他的精彩故事当中。此外，乔叟在人物的安排和文学情形的发展方面还吸收了其他的文化实践活动——朝圣、喜庆习俗、口头辱骂的言行、对话以及各种各样的口语形式等——在描绘故事的交流时，乔叟巧妙地安排故事的讲述者，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讲述反映不同趣味的传说。
当这些关于来源的研究到达最高峰时，研究者们从好几个层面把民间文学当作资源进行探讨——其中当然包括内容方面，还有风格和技巧、形式和结构、语境和历史背景。当我们能够找到确切的资料来源时，研究个体的艺术性这扇大门就为我们打开了。苏格兰的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在作品中利用了许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成分。其代表作之一《汤姆·奥桑特》便以传说为基础，这些故事肯定在他的周围流传，因此评论家可以借此途径研究彭斯为口头传说所做的贡献。其他的研究者另辟蹊径，批评那些文学“使用者”过多地偏离了故事原型，持这种观点者显然更注重口头版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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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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