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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极大的热忱指导听课的陈建宪和黄永林两人将他的成名之作《高僧与蛇女》从英文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怎样着手？他细致周到地给予辅导：“先一段一段地念，把意思弄懂了，再一句一句地看。不懂时多查字典，多想一想，不要拘泥于每一个字都要译，而是把意思尽量忠实地译出来，再把译稿寄给我改。”在审阅他俩的试译稿时，丁先生和夫人许丽霞就像批改小学生作文似的，用红笔在原稿上改写得密密麻麻，几经反复才得以定稿。1986年10月21日，他在给我的来信中特地写道：“小陈和小黄的译稿，已经由我和丽霞改好了，即日寄给你，请你转交给他们。这稿子可真是花了好多时间修改，原因是他们二人英文程度不够；次之是其中材料涉及西方文学、文化史、宗教等，都是他们不懂的；三是我从前写的时候，知道论文太长不易出版，力求紧凑，有些地方没有专门知识不容易懂；四是多年前的作品，当时用的资料很不好，我不知放到那里去了。论文最后那一段我已经全部改写了，因为那时我对民间故事知道得还不多，所以有失误之处。请你把这封信给陈、黄二人看，希望他们赶快誊清寄出。”他还就此写道：“希望在国内研究自己民族文化的学人，快快多学外文走向世界。”由于在丁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进行艰苦磨炼，陈建宪后来译出了阿兰?邓迪斯的《世界民俗学》和艾伯华的《中国文化象征辞典》。他们两人均在学术上迅速成长，如今已成为这门学科的中坚力量。对这些学习民间文学专业的学生的出路。他极为关心，在一次来信中曾写道：“从前在我班上的同学中，有好几位已有良好的成绩，使我十分欣慰。有一位去西藏服务，名字我记不得了，最使我感动。他现在情况怎样了？”这位使他感动和挂念的学生就是林继富，他去西藏从事教学和研究民间文学八年之后又回到了华中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
至于他对我研究故事学的指导，这几年中间更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初次通信中，他就表示：从信中“深深了解你对故事学的热诚，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志同道合”。他在多次面谈和来信中，希望我就A461即“求好运”这个世界性类型作深入系统的研究，第一步对中国材料作透彻研究，“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再作艰苦努力，“搜集和研究全世界的说法”，特别是和印度故事进行比较。“可是了解中国的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需要把印度的说法作为前提。”而是要着力研究这个故事在中国传承变异的特征，如“问三不问四”的情节设置，在印度就没有。
为了帮助我完成这项研究，他寄来了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的有关论述，还有德国学者蒂勒早在1919年就已刊出的长篇论文《一个命运之子的童话》。他还告诫我不要急于求成，“这种工作中有价值的著作，很多都是许多年或甚至终生的成果”。阅读这些论著之后，使我眼界大开，以数年时间写出《一个故事的追踪研究》等论文，在故事学研究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我对此故事在亚欧各国的传承变异情况仍涉及不多，令人遗憾的是未能达到丁先生所期望的学术水准。
丁乃通先生在这几年中还为促进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过许多事情：
一、作为一位献身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他渴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因此，当湖北大冶县文化部门于1985年9月举行民间文学工作现场会议邀请他参加时，他虽腿脚有病行走不便，还是十分高兴地准备参加。后来，他因故未能成行，我便将会上所得资料——主要是一批喜爱民间文学的农民自费编印的本村或自家的故事、歌谣、谚语集转交给他。他十分珍惜这些用土纸油印的小册子，经过认真研究，以《民间文学民间办——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为题，用英文写成长篇论文刊于日本出版的《亚洲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后经黄永林译成中文，刊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湖北省文化厅还将它转发给全省文化部门学习参考。此文不仅对这些保持了民间文学素朴本色的作品如《土地菩萨的故事》的学术文化价值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赞扬了农民自己动手，参与搜集、保存民间文学的新鲜经验。文章写道：“一些热爱民间文学的农民像雨后春笋般相继投资，自费编印已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专集。”“尽管这些集子在版本上没有很高的地位，但它们仍显示出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它们迅速而持续地出现，证明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在唤醒中国无限丰富的口头文学遗产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他和国际上通常只将农民做为搜集对象的做法进行比较之后，特别感到兴奋，认为大冶的作法“即使不能说是空前的，也是极不寻常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工作由于缺乏专业指导所存在的问题。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呼吁，由于中国既拥有丰富的口头文学，同时又拥有大量关于民间故事、风俗和信仰的书面记载，“如此独特的遗产，值得以特别的注意力去调查、保护和研究。我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为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助，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意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开设更多的关于民间文学的课程。”此文刊出后，他在来信中还一再表示，“我那篇关于大冶的报告，主要的目的是为中国民间文学界打气。希望中国别的省市，也能传来一样好的消息，使中国民间文学工作成为全世界的模范。”他还想以鄂西故事家刘德培为对象撰写一篇关于民间口头叙述风格的论文，请我们将刘德培口述故事的录音，一字不动地记下来给他使用，“材料必须完全忠实，比较忠实是不够的”。对我们提供的材料，他认为“可以用来代表上好的口头叙述的风格”。可惜此文后来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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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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