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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周作人说”的怀疑
尽管“周作人说”甚嚣尘上，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证据怀疑发刊词的写作者并非周作人，或者并非周作人独立完成。
首先，《歌谣》周刊发行的时候，发刊词未署作者之名。1925年7月，北大歌谣研究会印刷了《歌谣》周刊合订本，重拟了《“歌谣”的总目》，还是没有对此文署名，而重要性相对低得多的短文《歌谣周刊缘起》，却从未漏署作者之名。[19]由此可见，初印之时，并非出于工作疏忽而漏署作者之名，而是有意隐匿。以周作人在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力，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需要匿名发表此文。
第二，《歌谣》周刊所有当事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从未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及过此文的作者。也就是说，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第一手的材料可以确认发刊词出自周作人之手。
第三，周作人一向对自己文章的著作权极为重视，生前曾有自编文集36种，凡数百万字，大凡周氏自认为稍有意义的文章，基本都已收录，许多文章还曾反复收录，但这篇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曾有重要影响的发刊词，却从未被收录。
第四，从发刊词的行文方式上看，有与周作人写作习惯很不一致的地方。周作人在1922年前后写作的文章，大凡涉及文艺问题的，基本都已收入了《自己的园地》、《谈龙集》、《谈虎集》等文集，他有一个明显的行文习惯，只要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及外国人，一般会在中文译名的后面，括号注明英文原名，如“英国吉特生（Kidson）”、“意大利人威大利（Vitale）”，几无例外。但发刊词提及外国人名时，未作如此处理。
第五，周刊发刊词中有一段译文引述，原文为：
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
这个“卫太尔”并不是周作人的译法，对卫太尔这些引文的翻译也与周作人的原译不一致。周作人1922年4月13日发表于《晨报副镌》的《歌谣》一文中是这样译的：
意大利人威大利（Vitale）在所编的《北京儿歌》序上指点出读者的三项益处，第三项是“在中国民歌中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后边又说，“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不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与欧洲诸国类似，与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合。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20]
“卫太尔”与“威大利”，作为同一英文名称的汉译名，两者相去甚远。那么，卫太尔又是谁的译法呢？是胡适。胡适1922年9月20日所作的《北京的平民文学》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前年常惠先生送我一部《北京歌唱》（Pekinese Rhymes），是1896年驻京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男爵（Baron Guido Vitale）搜集的。共有一百七十首，每首先列原文，次附英文译本。卫太尔男爵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他在序里指出十八首来做例，并且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21]
可见，《歌谣》周刊上这段文字并未采用周作人的译法，而是原文照录了胡适的译文。周作人自己手头是有Vitale的Pekinese Rhymes这本歌谣集子的，他把书名译作《北京儿歌》，而胡适却译作《北京歌唱》。周译不落胡后，后世如《到民间去》的作者洪长泰等人一般都是沿用周的译法。以周作人当时的名望和心气，他应该使用自己原来的译法，或者直接根据原文重译，全文照录胡适译文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六，至少到1985年为止，没有人敢肯定发刊词的作者是周作人。1985年出版的《周作人年谱》涉及《歌谣》周刊只有这样一句话，“十二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 [22]那么，是不是年谱的编者在阅读的时候遗漏了信息呢？我们只要看看该书编者的《后记》，就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
编写这部年谱，我们力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引用周作人自己的经历、活动及其著述中的文字说明他的生活道路、政治历程、思想状况、文艺观点和创作情形，以期给读者提供出较为准确、翔实、可靠的资料。周作人的全部著译，已经搜集到的，均编入年谱。早期，他在学生时代的习作，虽然原文已佚，但也根据日记谱入……
该书《编写说明》中也作了如此强调：
周作人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翻译、校订的古籍、校阅的译文，年谱中一律记载……著译有写作日期者，按写作日期入谱；写作日期不可考的，按发表日期入谱。
第七，据常惠所述，从歌谣研究会开会讨论是否发行一种周刊，到《歌谣》周刊正式出版，至多也就三个月的时间，[23]因此，我们可以查阅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日记，在1922年12月的前后几个月中，没有与发刊词相关的记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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