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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到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
以塞勒尼（Ivan Szelenyi）、伊亚尔（Gil Eyal）和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等为代表的社会研究者，通过对苏东社会剧变的探索，试图讲述中欧如何建造资本主义的故事，并由此提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理论。这一以新古典社会学作为理论标榜的研究强调的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即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其主要问题意识清楚地呈现在其代表作《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一书中：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种类？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声称有这样一些特点或分析策略：起始于对导向资本主义不同路径的观察，比较不同时空中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形；主张资本主义永远是一个描述社会行动者和制度多样性组合的全称术语，由此出发比较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相信行动者的社会属性、阶级能力和他们彼此斗争的历史结果，对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使“布达佩斯学派”得以命名并为学术界所承认。其理论的视野已经由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精英形成问题转向整个社会的形态（后共产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形成过程。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以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为基础的社会，这构成了古典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基础。而“市场转型理论”则是在面对一种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欧地区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知识精英采纳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转型策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塞勒尼等，2006）
以中欧作为基点的比较研究使上述研究者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与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有着非常不同的动力。前者是有恒产的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并与贵族逐渐“融合”；后者则是在共产主义解体时，权力被技术官僚派系或前异议知识分子及二者的不稳定结盟所攫取。第二，尽管中欧缺乏一个有产阶级，然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却是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公民社会”脉络中进行的（塞勒尼等，2006，39-48）。金（King）和塞勒尼进一步将转型国家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例如：自下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越南。自上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由外到里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中欧国家，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King & Szelenyi, 2004）
这一研究聚焦在分析与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资本的起源或原始积累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即资本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其主旨在于反对把资本主义概念化为只有单一的目的地，而探索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或者可以说以往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而“布达佩斯学派”则强调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他们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由此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同政治与社会取向的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在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之后。塞勒尼、金等社会学家则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 2004） 。而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布洛维指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 (Burawoy, 2000: 693)
从上述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制约转型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历史遗产。倪志伟等（Victor Nee And Yang Cao,1999）指出，所谓路经依赖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会变迁轨迹。在经验的层面上，路径依赖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长期趋势中。转型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转型前旧体制因素与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两种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更具体地说，如果以权力代表旧体制，以市场代表新体制，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
正是在上述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脉络下和对不同历史遗产与制度背景的清醒认识中，孙立平从政体的断裂与延续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过程和逻辑。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在很短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与苏东市场转型的这一特点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这是一种与苏东不同的市场转型过程，而这一独特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可具体概括为如下特点：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暧昧的含义。在改革策略的层面，“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而在其实质性内容的层面上，则是强调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
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渐进式改革”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精英转换过程的差异。塞勒尼等人的精英形成理论，是建立在“资本类型”和“资本转换” 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在苏东，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是以政体的非连续性为前提的。由于其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而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中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在此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握有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3、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即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方式进行的。（孙立平，2002）
这样一种比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研究与布达佩斯学派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区别之一在于比较焦点的不同：其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社会转向何种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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