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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政治用语的“民俗”——迈向客观存在的“民俗”
奇妙的是，“民俗”一词或许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概念，民俗学界基本上没有对其进行过任何分析考察。概论书常常把它说成是民间习俗简写，这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用语在近世几乎没有使用过[15]，它可以说是明治以后突然流行开来的一个政治用语。有关这一点我在别的论文[16]中已有论述，在这里主要对其后的用法、内容的变化进行讨论。“民俗”这一用语首先出现于明治7年（1932），这年明治新政府向各府县发出了在国史编集的基础上编纂府县史的指令。其中有“政治部民俗篇”。“民俗”是中央集权化的明治新政府跨过藩这一地方权力机构的媒介，直接实施对民众统治时，作为统治策略的一环来掌握人民（民情）的用语。其中蕴含着对本民族（愚民）应予以教化的含义。因此象盂兰盆舞、左议长(旧历正月15举行的火祭，译注)等和坠胎一样，被视为“淫蔽”、“陋习”而成为禁止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就是“民俗”的内容。
在所谓府县史料中所见的关于的“民俗”用法多半不是针对个别的习俗，而是像“民俗朴素而富者好奢”或“民俗自古愚顽且狡悍”这样的“民情风俗”的描写[17]，是含有民情世风意义的概念。柳田也把风俗这个词解释为“风气好（或坏）”，认为民俗是“与风俗密不可分的”。各地方的习俗特征也被记述为[18]“风俗，即无形的风俗”。柳田把Ethnology译成“殊俗学”，从中我们也能推测出柳田充分意识到“民俗”这一用语充满了政治性。在以后的行政史料中所见的“民俗”之意，大多数也都是这种用法。
例如戌申诏书颁布以后，大隈重信说：“日本当前的实情，果真就没有让天皇忧虑至重之事吗？如财政困难、外交不利、民生萧条、还有人心堕落、民俗颓废”[19]等就是这样的用例。不光是行政史料中如此，大正初连续发行的郡志村志（以笔者之见，这也是一种为了统治人民的行政资料，和今天的市町村史民俗编相近）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比如大正六年（1917）出版的《下高井郡丰乡村志》中有这样的叙述：“虽然在类似地区生活的人对外来移民往往持排斥态度。但本地的民俗则完全不同，本地人对从其它町村移居过来的移民非常亲切友好，甚至超过对自己的亲戚[20]。一般来说，在民俗学正式出现的大正时期之前，民俗学的这一用法是很普遍的。综上所述，“民俗”是“民情风俗”的简称，其中的所谓民情是一种相当宽泛含糊的“包括民众的思想感情”[21]在内的全部生活内容。可以说它在以往是和教化有着很深关系的概念（关于这一用法，以笔者所见的文献中，现在在昭和17年（1942）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官岗崎文规出版的《印度的民俗和生活》[22]中也可以看到）。
“民俗”这一政治用语，其所指发生重大变化是在大正13年（1924）内务省地方局编辑出版《民政史稿 风尚民俗篇》之后的一段时期。所谓“风尚”，“高雅也”或者说是指“这个时代人的喜好、一般的喜好”。“大大地提高国民风尚、尽力使士风民俗质朴醇厚”，“民俗”是“国民性的表现等[23]，对民俗的评价和判断开始发生逆转。不过有关其具体的记述中说：“大和民族高尚优雅的品性，在太古时代的风俗里已有所示。”并且提出“首先是住宅、特别是宫殿……”24]，这些记述是把民俗当做教化的典范，主要是以中央上层的“高尚”文化为中心的。但是，进入昭和时期以后，比如八束清贯的《祭日祝日谨话》里，关屋贞三郎的“序”中有如下的论述：“敬神崇祖是我国的精髓，是我国民俗之精华 [25]”，由此可见，是把“民俗”和国体联合起来进行论述的。其中“我国民俗的精华”中的“民俗”，按今天的习惯应写成“民族”则会更通顺。这不是把“族”字错印成了“俗”，而是其中含有“民情风俗”之意。另外，据昭和12年（1938）文部省的《国体本义》可知，在明治时期作为“淫弊”被禁止的盂兰盆舞不仅仅被视为良风美俗之典范，更被作为国体的体现而地位得到提升。关于盂兰盆舞的论述是“我们的舞蹈多是围成圆形，具有统一围绕中心的特色。西洋的民族舞蹈多是一对男女以面对面的形式出现”[26]。
综上所述，对“民俗”的理解，不单纯是从“淫猥”、“陋弊”、“轻浮”等升华到“古风”、“旧俗”这一认识上来，而且还赋予了[27]它诸如“质朴”、“醇厚”、“美风”、“传统”等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色彩。“醇厚”的“醇”为不参杂其它成分之意，被视为“纯粹”的或“本质”的，但是由于“民俗”的概念也包含民情这一模糊的存在，所以对民俗的理解也产生了对现存的民间习俗这种客观存在个别化以及看作是具体实体的侧面。更进一步地说，“传统”是不变的、稳定的、醇厚质朴的。相反，“近代”化则使其不断丧失、疏离，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传统”和永固不变的国体相结合，而体现国体的“民俗”也被定位为万古不易的“传统”（醇风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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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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