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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来概要地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1．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与发展
一个国家开始对民俗的研究，往往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尔逊指出，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些年里，这个长期受到欧洲列强压迫的沉睡的巨人，终于开始觉醒。导致这一变化的诱因及标志，是在北大教授胡适等人倡导之下迅速开展起来的白话文运动。这一文学复兴运动的目的，在于把文学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现代的中国人从过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其后，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对白话的倡导又逐渐与爱国精神的上升统一起来。北大的师生，认识到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发行出版了多种白话文的刊物。出版商们纷纷效法。一些政治团体也抓住时机，大力宣传白话。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被迫批准了白话文进入学校教育。
正是这场争取广大民众普通语言成为正式教育和文学语言的斗争，把民俗推向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民众“粗鄙的” 话语，不仅是一种鲜活的语言，而且还是通俗的口头文学所必须的语言形式。而口头文学在过去的时代，曾经为古典文学的作家提供了养料。胡适在深入思考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彻底修正了自己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观点，提出这样的见解：中国文学史经历了一系列的复兴时期，这发生在文人们能够接触民众并从传统民俗生活中汲取营养的那些时代。而在其萧条的时期，才思枯竭的文人们则完全地同活生生的大众生活失去了联系。过去的许多个世纪中，民众创作的民间歌谣曾影响产生了《诗经》及三国时期和唐代新的诗歌，舞女们的歌词带来了有宋一代词的兴盛，民间戏曲促进了元明时期高度发达的戏剧艺术，街头说唱艺人的讲述，则为产生那曾在过去五个世纪中吸引了中国各阶层读者的著名小说，打下了基础。这些大量涌现的小说，例如著名的《红楼梦》，不同于其它文学形式，而都以白话文写成，它们也因而确曾有助于白话标准的统一。
于是，作为文学复兴运动的直接结果，有意识的搜集和研究民俗的工作开始了。多尔逊接着便开始论述当时民俗学活动的具体情形。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处成立，两年后又扩大组织，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它又被合并到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同年该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
民俗研究的热心者们，一方面希望由此而促使民族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风俗调查会1923年于北大成立之后，就曾试图通过各种问卷调查，来了解现实社会状况并完成最终革除压抑人性的传统观念之任务。
北大歌谣征集处发布了一则详细的声明，动员全校的教授、职员和学生来参与歌谣搜集活动，同时并请求外省的政府和教育团体的协助。自1922年至1925年，歌谣研究会共收到来自17个省的13339首歌谣，其中2226首刊载在1922年12月17日至1925年6月28日的97期《歌谣周刊》上。这一时期，正好与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阶段同步，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满怀热情，加入到了民间歌谣的研究事业中。
除刊载歌谣作品之外，《歌谣周刊》还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例如胡适和董作宾二人分别对歌谣《隔着竹帘看见她》的大量异文所做的比较分析等。有一些学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歌谣进行探究，例如刘经庵的《歌谣中的舅母和继母》、《从歌谣看中国妇女的地位》。这种结合歌谣社会内容的研究，远远超出了研究者促进诗歌复兴的初衷。
对歌谣的研究兴趣很快就扩展到了民间文学所有的体裁形式中。从50号起，《歌谣周刊》刊载了一批文章，涉及对婚俗、“腊八粥”习俗及孟姜女传说等内容的探讨。
自1925年国民党在广东发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民俗学运动出现了两个中心。其在北京的一批创始人转移到了厦门大学，数年中在那里继续他们的研究。而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则开始发起对民俗的研究。1927年建立的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努力要通过其第一手的调查，来发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们相信，为了提高中国民众的地位，理解民众的风俗、信仰和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把民俗学也列为它的四项研究门类之一（其它三项为考古学、语言学和历史学），于1927年成立了民俗学会，并创办了《民俗周刊》。民俗学研究部建立了民俗物品陈列室，于1928年3月开放，展出各种民间衣物、乐器、玩具、神像以及用于巫术目的的物品等等。民俗学传习班还开设了民间文学与教育、整理传说的方法、心理学与民俗学、希腊神话、中印故事比较、殷周时期风俗断片以及民俗学问题格等课程。
多尔逊认为，在中大民俗学会雄心勃勃的民俗学田野调查、研究和人员培养计划中，获得最大成功的，还是传说及其它民间故事的搜集和研究。《民俗周刊》发表了近两百则故事，一批民间故事及其研究文集，也于1928-1930年间作为民俗丛书中的一部分出版，它们是：《广州民间故事》（刘万章）、《泉州民间故事》（吴藻汀）、《绍兴民间故事》（娄子匡、陈德长）、《扬州的传说》（萧汉）、《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钟敬文）、《孟姜女故事研究》（共三卷，顾颉刚）以及《迷信与传说》（容肇祖，其中包括一篇较长的关于中国占卜习俗的研究文章）。此外，还有三部介绍西方民俗学的方法和理论的译著：夏洛蒂·班尼女士《民俗学概论》（伦敦，1914）中的附录A和B，即《民俗学问题格》和《印欧民间故事型式》以及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巴黎，1927）。
民俗学研究的影响从广州扩展到了内地和华南的其它一些城市，厦门、福州、广州、汕头和杭州，都建立了地方民俗学团体，并出版刊物。着眼于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研究，广州民俗学会于1936年开始出版《中国民俗学杂志》，但它在第二期之后就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而停止。
在简要地叙述了当时民俗学活动的情况之后，多尔逊又把目光投向古代中国，指出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渊源。他说，令人惊异和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搜集和利用民间歌谣、故事的活动，看起来是如此现代的一门科学研究，然而它却几乎完全重现了孔教时代的理论和方法。在古代，地方官员肯定从民间采集了许多歌谣。孔夫子（公元前561-479年）就曾从3000首民歌和颂辞之中精选了三百首，编成了《诗经》。高度集权的汉王朝，于公元前三世纪建立封建体制之后，设置了乐府机构，来保存和整理现世歌谣。这类歌谣不同于庆典音乐，而是在大众节庆时演唱的。同时，它还任命官员，采录和收集市井中流传的传说轶闻。皇帝和朝臣们会认真分析这些材料，以此来判断民心及其统治效果。乐府机构编集出的歌谣，很快就会被宫廷诗人所模仿，而民间故事则为文言小说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民俗学的研究机构、大宗资料记录以及田野考察活动，关注大众歌谣和故事的社会与艺术价值，是继承了长期延续的中国的传统。与之相比，近期建立的欧洲民俗学中心简直是一个“后生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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