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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艺人研究、传承研究、演唱研究诸方面，还有一定的欠缺，但是在史诗的文本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朝：偏重文本分析，是我们以往研究中的倾向，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做好了这项研究。口传史诗的文本形态极为多样。我们以往因为对口传文学的特殊性认识得不够，所以在文本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比如，我们就没有注意区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以我比较熟悉的蒙古英雄史诗的文本为例子来说，其文本有由个别识文断字的艺人自己抄录的，有来源不明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有王府雇人抄写的本子，有讲述记录抄本，现场记录抄本，还有用现代的录音装置在现场录制的本子等等。有的西方学者经过田野作业，证明口述记录本的讲述因素更为充盈，细节描写更为充分。比较接近演唱原貌的，应该说是录音装置的记录。不过使用这些装置对艺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也还缺少准确的评估。而我们的一些学者，是依赖出版的文本进行解读的。这里就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这些出版本是依据什么原则来加工的？加工的成分有多大？这些环节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知道《江格尔》的有些本子是作为文学读物出版的，它没有考虑忠实于原生演唱的问题。有的还是汇编本，已经失去了具体文本的真实面貌，因而其科研利用价值也是需要质疑的。
廖：这样看来，口传史诗的文本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很多认识上不够明晰的地方。文本之外，语境也同样重要。您认为，在史诗语境研究上，有哪些方面是应该特别强调的呢？
朝：史诗语境包含着很多因素，这里挑主要的几条大略谈谈。国外近年来很盛行“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即是与早期更偏重于文本分析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有一定亲缘关系的学派。表演理论强调表演过程及其含义，虽然关于“表演”概念的阐释，该学派内部还有一定的分歧，但在下面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即民间叙事的含义不仅含括在它的文本之中，而且还主要地蕴涵在与文本相关的民族志表演之中。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鲍曼（Richard Bauman），他在《故事、事件和表演》（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把理论的焦点放在了讲述故事的行为本身上。在其理论构架中，有三个层次：被叙述的事件、叙述的文本和叙述的事件。后两个概念比较好理解，分别指故事的文本和讲述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这大体相当于我们习惯使用的文本和语境。而第一个概念“被叙述的事件”（narrated events, the events recounted in the narratives），则是指在一次讲述过程中被陆续补入的事件。这样一来，显然就把演唱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并整体化和精细化了。
廖：一种民俗学的理论，能自圆其说是一回事；它的学术价值和可靠程度，它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又是另外一回事。表演理论或者相关的学说，在操作方法上给了我们哪些启迪呢？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某种参照呢？
朝：很显然，您的提问是有感而发的。我们的学术界，确实存在过某种跟风倾向，将某种境外的新理论或者视为金科玉律，或者视为荒诞不经，缺少的倒是客观和公允。我们当然绝没有让国外同行牵着鼻子走的义务，但也不应当闭门造车，将人家早说过的话，又当新见解说一遍。在学术领域，这是幼稚可笑的。至于表演理论本身，它是在大量田野作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也确实出色地解决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怎样捕获讲述过程中的全部信息，并获得对它们的完整理解上；在田野作业中设定什么样的经验框架，并发现民间叙事与表演的内在联系上；它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具体操作中，它强调表演行为的参与者们的相互认同和互动作用，看重表演行为的潜在含义，评估表演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彼此的影响，描述构成事件的各种行为的出场顺序，解析被叙述事件和叙述的事件的本质，并在上述观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故事文本的解读。在这些环节与层面上，我们的史诗研究并没有完全展开。根据常识就可以知道，史诗的演唱，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传递信息过程。作为参与者，史诗艺人与观众不仅共享着大量“内部的知识”，而且在他们之间随时存在着大量极为复杂的交流和互动过程。史诗的涵义，是由特定的史诗演唱传统所界定的。所以，一次特定的史诗演唱的意义，不仅要从叙述的文本中获得，还应该观察某一史诗得以传承并流布其地的语境。否则，全面理解史诗，全面描述史诗的文化意义，就是一句空话。
廖：说到这里，问题已经开始清晰来起来了。以往我们的史诗研究脱离了民间口头传统，偏重研究的是“作为文学文本的史诗”，并没有把史诗看作是口传形态的文艺样式，没有考虑它同时是一种民俗事象的方面。
朝：这些正是我们研究中的症结所在。其实问题主要还不是我们遗漏了哪些环节，而是我们在方法论上缺了课。史诗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民俗学是研究“民众的知识”的。我们也见到在某些著述中，描述了民众的知识，例如民众是怎么看待史诗的，在民众心目中史诗具有什么样的功能等，但是也就停止在这个层次上。在如何解释这种民众知识上，我们所获甚微。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这些解释既没有理论框架，也没有经验框架。细琐的具体事件的描写，是不能够代替高屋建瓴的理论透视的。
廖：理论上的发展不充分，与田野作业的水平相关。按说我们是做了不少实地调查的，就以动用的人力而言，大概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过我们。这一个世纪内，我们有过大西南的民族志调查，有过解放区的记录整理工作，建国后，更有难以计数的人参与到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中，实际经验应该已经积累得很多了。现在看起来，还很难说我们的田野作业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朝：这里存在着互相制约的问题。因为没有扎实的理论准备，就很难从田野作业中抽绎出基本规律。没有规范的田野作业方法，又很难产生出理论层次上的学术成果。还是回到史诗的话题上，我们的史诗搜集工作，多年以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就是记录下来的大量的文本。可是我认为欠缺也不少。史诗的实地调查，不是拿架录音机，跑下去找个艺人，请他演唱，录下音来，回来一整理，就算万事大吉的。这样做，我们顶多可以说是记录下了某个作品的一次演唱的文本，环绕着文本的被叙述的事件和叙述的事件，都被轻易放过了。这样一个孤立的文本，可资利用的价值就比较有限了。没有理论的指导，就没法形成学科的规范，就不容易从现场的表演中发现问题，至于进一步去解析这些问题，也自然无从谈起。当然，田野作业预设的目标和具体操作的方法，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工作的框架和方法要依对象的特征而定，而且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做出调整和矫正。不过话还要说回来，还没听说哪个要动身去做田野的人是没有预期目标的，有的只是这种预设的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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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文载于《民族艺术》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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