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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见”习俗的形成
樱花的象征意义深入日本人心的历史过程，早有日本人关注。1931年5月，山田孝雄出版了一本叫《樱史》的书。有关此书的内容和性质，作者在序言中写道：
樱花是我国国民性情的表征，外国虽然也有这类植物，但是我们大和樱之美，冠绝于世。此花对我国国民的心性的熏陶涵化之功不可估量。如果说在我国樱花古已有之，那么，樱花在国史中留下了哪些记载和痕迹？将朝日下盛开的山樱比作敷岛的大和魂，是如何在国民的意识中形成的？“花数樱花，人数武士”的谚语，如何流传至今而经久不衰？啊，樱是我们大日本国须臾不可分离的花。要了解我国的国民性，与其去穷理索文，不如体会日本人为什么对朝日下盛开的山樱充满挚爱。了解这一点，就会得到正确的结论。最近，“国花”成为流行语。大家都说，樱花是我们的国花。但不可忘记的是，“国花”这个词对我们意义远远比外国来得紧密。
由上可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社会中，樱花已经与日本“国民性情”“大和魂”“国民意识”“国民性”有了关联。撰写《樱史》的目的，就是要将一个植物如何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符号的过程讲清楚。
这本《樱史》将日本历代诗文中关于樱花的表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中世、近世(卷一)、近世(卷二)、现代七个时期，并且与樱花有关的著名事件、著作、爱樱人士、樱的品种等内容作了介绍，可视为关于樱花文献的集大成者。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樱花是如何成为日本表征的文化记忆的，这里依据《樱史》提供的史料，对其从“花宴”到“花见”的历史过程作一梳理。
樱花本来生长在野外，人们到山野中赏樱，也是非常自然的，由此诞生了很多有名的赏樱胜地，如关西地区的高园山、香具山、佐纪山、佐保山、龙田山等。在日本文学的古典《万叶集》中，有人用“越过龙田山，映入眼帘的樱花何其绚烂”，“掐算好今天定能看到山顶盛开的樱花，果不其然。大喜过望”等诗句，表达在野外看到樱花的喜悦之情。这些山的名字，也随着《万叶集》等作品经典化而逐渐为日本人所熟知。
人们喜爱山野的樱花，自然会想将其移植到庭院之中。《万叶集》第八卷中，刊载了一位王侯写给心爱的人的和歌：“你移植过来的樱花，今年定会盛开吧？但想到樱花被松风吹落，心痛不已。”奈良时代的天平年间(729—749)，有位官员在自家院中移种了樱花，后来他转任他方，原来住处的朋友写了三首和歌给他，其中一首《属物发思》写道：“您早前移种到墙根的樱花，已经含苞欲放。赏花时节，睹物思人，君尚安否？”
大量史料表明，在平安、奈良时代，不仅仅是私家，就是宫廷、寺院的庭院中，也逐渐有了樱花的身影。例如，平安时代，皇宫内紫宸殿便有樱花。《三代实录》贞观十六年(874)八月条记录：“二十四日庚辰。大风雨，折树发物，紫宸殿前樱，东宫红梅，侍从局大梨等树木有名皆吹倒。”说明当时樱花、梅花、梨花并存于宫中，也说明当时樱花尚未独占鳌头。这也可以从《续日本后记》承和十二年(845)二月的条记中得到左证：“庚寅朔，天皇御紫宸殿赐侍臣酒，于是攀殿前之梅花插皇太子及侍臣等头为宴乐。”在皇宫中，距离紫宸殿不远处的清凉殿也有樱花种植。被后世奉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曾作文介绍：
承和之代，清凉殿东二三步有一樱树，树老代亦变，代变树遂枯。先皇制历之初，事皆法则承和，特诏知种树者移山木备庭实。移得之后，十有余年，枝叶惟新，根茎如旧。我君每遇春日，每及花时惜红艳以叙叡情，玩熏香以回恩盻。
可知从山中将樱树移入宫中，花开季节赏花怡情，在平安时代已经开始成为王侯们的习惯。
《樱史》一书认为，樱花取代梅花独步天下，应该始于宫廷内“花宴”的普及。所谓“花宴”，就是一边赏樱一边赋诗作赋的宴饮。由嵯峨天皇首创，《日本后记》弘仁三年(812)二月条记载：“辛丑，幸神泉苑览花树。命文人赋诗赐禄有差。花宴之节始于此矣。”有很高汉学教养的嵯峨天皇也曾在花宴上赋樱花诗：“昔在幽岩下，光华照四方，忽逢攀折客，含笑宜三阳。送气时多少，乘阴复短长。如何此一物，擅美九春场。”
在平安时代(794—1185)，由于天皇的爱好，赏樱俨然以成风气。吉野的山樱，奈良的八重樱，均已成为赏樱的胜地，而公卿贵族也争相模仿皇家做法，在家中种植樱花，由此，山野，宫廷，寺庙，家中，赏樱的空间无处不在。到了江户时代，“花见”的场所大为增加。记录京都一年中每月每日之活动、风俗的书籍《日次纪事》卷三对京都的赏樱胜地有详尽介绍：
凡春三月有樱花处，东方则白川、吉田、黑谷、若王寺、禅林、粟田口、神明山、山科、毘沙门堂、知恩院、丸山、赡养寺、长乐寺、东渐寺、双林寺、祇园寺、建仁寺、观胜寺、高台寺、灵山正法寺、清水寺、大谷胜久寺、若宫八幡、丰国山；南方则泉涌寺、稻荷、深草、藤杜、墨染寺(有墨染樱)、宇治平等院、同兴正寺、同白川金玉山；洛西南,壬生宝幢寺、遍照心愿东寺、久我、鸡冠木、向日明神、粟生光明寺、大原胜持寺、世所谓花寺是也，小盐山、三钴寺、善峰寺、西盐仓金藏寺、山崎、离宫及宝积寺、石清水八幡；西山则北野、平野、鹿苑寺、真如寺、等持院、龙安寺、妙心寺、御室仁和寺、鸣瀑妙光寺、福王寺、三宝寺、栂尾、槇尾、高雄、月轮山、爱宕山、嵯峨清凉寺、小苍山二尊院、往生院、三宝院、大觉寺、野宫、天龙寺、宝幢寺、临川寺、三会院、法轮寺、岚山、千光寺、太秦广隆寺、法金刚院、梅津长富寺、西方寺、松尾；北山则下贺茂、松崎、山鼻一乘寺、修学寺、赤山、长谷、花园、岩仓、八濑、大原、鞍马、鬼船、严屋、上贺茂、西贺茂、鹰峰、千本。其中，一重樱花以知恩院为最；八重樱，仁和寺、清水寺、大谷高台寺为壮观。凡每年清水寺堂前八重樱花与和州吉野一重樱开落同时，是寒暄异处故也。南都春日社并八幡宫、兴福寺、东大寺樱，今年为观。
从上述地名来看，寺院据大多数。由于佛教在日本近世的巨大影响，寺院是几乎所有日本人生老病死不可不去的地方。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祈福禳灾，以及诸如夏季的盂兰盆会等重要的民俗活动，都与寺院密不可分，而丧事也通常是由寺院主持操办。因此，在寺院植樱，营造出日常生活中赏樱的自然环境，可以看作是樱花进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志性结果。
在江户时代(1603—1867)的京都、江户，“花见”已经从上流社会普及到民间。《日次纪事》有如下记载：
凡京俗，春三月每花开，良贱男女出游，是称“花见”。其时多新制衣服，俗谓“花见小袖”。男女每出游，必折花枝而归。市中儿童追迹而慕之，各高声请之曰：“须赐花一枝欲与啼儿，等赐之则可赐好花。”是华洛儿童之谚，而远境鄙里之所不识之也。织田信长公三月入洛，始闻斯言，大感之谓。实都下儿童之词也，然归江州安土城则教城下儿童而唱之云。
幕府末年，著名儒者斋藤拙堂对京都的“花见”胜地还有如下点评：
天下名花，古今首推芳野。余以为，芳野有山无水，未若岚山之最佳也。岚山花之多，虽逊芳野严槎牙而水清驶。方花时，望之槎之泛，桥之卧，人之来往坐立，宛在画图中。余谓，梅花以月濑为最，而樱花以岚山为最，皆兼山川之胜故也。
斋藤拙堂对江户的赏花胜地也有评论：
江户名花首屈指飞鸟山墨沱川，然形胜既不及岚山，而游人猥多，又颇为杀风景。唯东叡山广袤数里，虽游人众不损风景。山尽早樱，又多老杉古松，殿阁宏壮，丽而不靡，皆足与花映发矣。京师以早樱名者，华顶山为最，以未能比此地也。山旧为我藩别墅，故或称上野，而清水、黑门、车阪等名又皆袭伊贺、上野云。
从上几段描述可知，“花见”在江户时代已成为京都、江户市民休闲活动的一部分。这里的“良贱男女”所指虽然不甚明了，但可推测为三教九流无论身份贵贱都有赏花的习惯。“花见”时节，要调制新衣，也说明与一般性的出游相比，更具仪式性和非日常性。而织田信长来到京都纔知道赏花之俗已入童谚，感叹之余，将其传播到他的领地。由此也可知，“花见”的习俗从京都、江户这些文化中心向“远境鄙里”扩散的可能性很大。
三、“花见”意义的重构
日本的赏樱名所，在明治维新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治维新初期，有过一段否定自身历史文化、全面肯定西学的过程，樱花的命运也受到影响。《樱史》如是评价这段历史：
这种崇拜西洋的风气日渐浓厚，将本国的文物制度全面否定，一概斥之为野蛮旧弊。……古建筑古雕刻被废弃沦为柴薪，日本书和汉籍被当作装裱字画匠人的垫纸。……在这样的时代，天下的名园被改造为农田或菜园，更有甚者被当作练兵场和射击场。我等明治二十九年去著名的吉野山游玩，看到这个著名的赏樱胜地的樱花树居然是那么幼小，一问纔知道，明治维新这些樱花树被当作没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砍伐掉了，那些古代的神木，哪里抵抗得过所谓文明开化的威力。直到后来，人们纔渐渐知道过激政策的弊害，这些樱花就是那之后新近栽种的。
这段文字所表达的事实极为重要。“花见”的历史虽然悠久，天皇、贵族、寺院、学者文人等都留下了赞颂樱花的诗、歌和其他文字，“花见”的空间、仪式性行为也都存在，但这些并不足以自然而然地形成有关樱花的文化记忆。当政治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的时候，樱花依然可能面临被砍伐毁损的命运。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治或曰遗忘政策的控制。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成，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因此，当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记忆还是遗忘，就取决于当下立场的意义和价值判断。樱花和“花见”的价值发生的曲折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历了短暂的全面西化、否定自身历史文化的过程之后，日本社会开始反思自身文化的价值，皇室开始恢复了“花宴”制度。明治三十六年(1903)，男爵细川润次郎着《明治年中行事》对此予以介绍：
观樱会每年四月举行，但是日子不确定。如果选定的时间下雨，就推迟到次日。如果次日还是下雨，就会取消当年的活动。观樱会举行当天中午一过，天皇皇后两陛下驾临，亲王大臣外国公使及五等以上高官及其夫人一起在樱花树下的接受赐宴。
此会第一次于明治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吹上御苑举行，第二年在同样的地点举行。从明治十六年开始移到滨离宫举行。
除了在宫中举行赏樱会之外，天皇还以“行幸”之名到各地的观樱胜地视察。小金井虽然樱花保存较好，但是因为交通不便，前去“花见”的一直很少，明治十六年(1883)四月二十三日，天皇来此地赏花，小金井名声大噪，不久就游人如织。此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年后，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十五日，天皇恩赐部分皇室人员及大臣往小金井赏花，包括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学习院长等从宫内省出发，上午11点到达小金井，赏花之后，下午4时回到东京，并向天皇奏报了经过。为纪念此事，天皇当年行迹处的一个松树旁勒石立碑，碑文如下：
小金井堤老樱夹流，桥头望之若云若雪。维新明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车驾临幸，赏花赐宴群臣。洵为昭代嘉眖矣。里人某等表玉座栽松。海岸寺僧玄恪建碑求铭。余曾为神奈川大书记官，奉引先导，咫尺天颜，忝陪宴沾天杯者。乃作铭曰：
玉川金井，花丽春晴，昔芳山樱，今三里樱。
事，天皇当年行迹处的一个松树旁勒石立碑，碑文如下：
小金井堤老樱夹流，桥头望之若云若雪。维新明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车驾临幸，赏花赐宴群臣。洵为昭代嘉眖矣。里人某等表玉座栽松。海岸寺僧玄恪建碑求铭。余曾为神奈川大书记官，奉引先导，咫尺天颜，忝陪宴沾天杯者。乃作铭曰：
玉川金井，花丽春晴，昔芳山樱，今三里樱。
宸赏攸及，臣民攸荣，题松勒石，行幸之名。
从四位勋四等矶贝静藏谨撰并书
随着天皇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提倡和鼓励，加之各地的樱花爱好者的努力，樱花的种植和“花见”的习俗逐渐得到恢复。但是，正如大贯指出的那样，在明治初期，樱花被用来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和“大和魂”，因此，仅仅是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隐喻。这与政治民族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至于明治后期到二次大战结束之间的半个多世纪，樱花是如何变成了“帝国的景观”，日本文化史学者高木博志有过详尽的研究。他分析了明治以来日本朝野对樱态度的转变，揭示了在经历短期的西洋文化至上而砍伐樱树种植经济作物的时期之后，由于部分知识精英和皇室的推动，日本社会迅速恢复了对樱的喜爱和推崇，进而将樱花与富士山称为“帝国的景观”的历史过程。高木特别提到，1919年日本公布《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护法》，将传统的樱树(一本樱)以及京都的岚山、吉野山的山樱盛开的景观，用法规的形式予以保护。与此相对，作为改良的品种而大量种植的染井吉野樱，则成为日本文明开化时代“开发”与“近代”的象征。“1920年之后，染井吉野樱和传统樱两者分别被用来表征不同的景观意义。这不同的樱树构成的空间构造，随着大众文化(1920—1930年间)的普及带来的观光热，最后以名胜地和国立公园的形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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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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