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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蒋帅]“禹都阳城”传说考
  作者:刘宗迪 蒋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4-06 | 点击数:6650
 

  二、阳城与夏墟

  《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作“唐”,《说文》云:“啺,古文唐。”甲骨文商汤之名均作“唐”,可见古书中“阳”“唐”字通。“啺”“陽”均由“昜”得声,“湯”亦由“昜”得声,则“唐”“阳”音同,故古书中“阳”“唐”二字常可通用,《春秋》作“阳”而《左传》作“唐”即其例。

  “阳”可通“唐”,则“阳城”可写作“唐城”,“阳国”可写作“唐国”,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叔虞封唐的史事。《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载子产之言,谈到晋国祖先叔虞封于唐地的掌故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高辛氏的两个儿子阏伯和实沈兄弟相争,高辛氏命他们分居两地,阏伯居于商丘,是为商人的祖先,实沈居于大夏,是为唐人的祖先。周公东征,灭了唐国,将唐国作为叔虞的封地,叔虞是晋国的祖先。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载卫国大夫祝佗之言,追述周成王时周公封建伯禽、康叔、唐叔的掌故,其述晋祖叔虞受封情况云: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因为叔虞封于唐国故地,故称之为唐叔,祝佗谓唐叔“封于夏墟”,可见,周成王所灭的唐国原为夏人故墟之所在。

  《孟子》说禹居于阳城,而《左传》以唐国为夏墟,“唐”“阳”字通,夏为禹的后裔,然则禹居于阳城与唐为夏墟,两说虽异,实殊途同归,禹居于阳城的传说,当即缘于唐为夏墟的历史记忆。

  《左传》说叔虞封于唐,唐为夏墟,而晋国居河东(今山西省),世人皆知,故前人均以晋国所在的河东为唐和夏墟所在。《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货殖列传》亦云:“昔唐人都河东。”《汉书·地理志》所记太原郡晋阳县,班固自注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以《诗经·唐风》为晋地歌诗。郑玄《诗谱·唐谱》亦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诸如此类的说法,皆缘《左传》叔虞封唐之说而发。因为有这些记载在前,故直到今天,河东为唐国故地和夏墟所在,早已成为定论,鲜有质疑者。其实前人皆忽视了一个重要史实,即河东晋地并非叔虞初封之地,叔虞所封之唐,不在河东,而在鲁西。

  如果唐确在河东,那么唐作为晋人始封之地,必为晋人宗庙所在,纵使晋人后来迁都他方,唐作为晋人宗祀所在,必有故墟存在,晋人当对之必定是念念不忘、奉祀不辍,而不至于令其荡然无存、湮灭无闻。然而,以《春秋》《左传》记晋事之详、载地名之繁,却通篇不见河东有名“唐”之地。《春秋》和《左传》所载“唐”地,凡有四处。其一在成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尹辛败刘师于唐”,杜注:“唐,周地。”此唐在洛阳周王城附近。其二在楚地,《左传》定公五年(前505)秋七月,楚人子期、子蒲灭唐,宣公十二年(前597)传:“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杜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在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唐县镇。其三在鲁西,《春秋》隐公二年(前721):“公及戎盟于唐。”杜注:“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鱼台县。《春秋》桓公二年(前710):“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亦即此唐。其四在齐,即上文提到的高唐,《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春称之为“阳”,《左传》谓之“唐”。四处名“唐”之地,无一在晋,这意味着叔虞所封之唐,当在河东之外寻求。

  春秋时期这四处名“唐”之地,周王城附近的唐和楚地的唐,显然不会是叔虞所封的唐。周初分封,齐国之境“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则黄河以东,皆属齐封,高唐的阳国直到昭公十二年(前530)才被齐国所灭,高唐显然亦非叔虞之封所在。那么,叔虞所封的唐,很可能是在今鱼台县的鲁西之唐。

  河东地区不仅不见名“唐”之地,古书中所记夏代史事,也罕见与河东地区有关者,而大多是发生在东方河、济之间,古书所记与夏人有关的部族、方国,也大都是东方民族,王国维、顾颉刚、杨向奎、沈长云等学者有鉴于此,均对夏居河东的传统认识提出质疑。笔者在《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一文中详细考证了唐国后裔唐杜氏及其支系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的历史和参星崇拜传统,证明鲁西的唐才是成王所灭、叔虞所封的唐,也才是夏墟或传说中的“参虚”所在,唐国和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今本竹书纪年》有康王九年“唐迁于晋”的记载,西周初期铜器尧公簋铭文云“王命唐伯侯于晋”,证明唐国迁晋并改封号为晋,历史上确有其事,晋的初封不在河东。前人因不了解唐迁于晋的历史,故误以晋之所在即唐国故地,从而导致夏墟考古和夏史重建一直误入歧途而不知返。

  禹为夏祖,夏为禹后,禹的都城自然也就是夏墟所在,《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一文既然以在今鱼台县的唐为叔虞所封、夏墟所在,这里却又以高唐的阳城为传说中的禹的都城,岂不是自相矛盾?实际上,上古时期的民族、方国,都是小国寡民,故时常迁徙,不恒厥居,直到商代,还时常迁都。《史记·殷本纪》有“自契至汤八迁”之说,正因为商人屡迁,故留下了多处名为“亳”的地名,因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别。夏在商前,其国家规模当更小于殷商,迁都徙居当更是稀松平常之事。明乎此,则知高唐的阳城、鱼台的唐邑虽非一地,但不妨其均为夏人所曾徙居,正像商人徙居留下数处名“亳”之地,夏人徙居也留下了数处名“阳”或“唐”之地。实际上,据《左传》记载,春秋时齐鲁间除高唐的阳和鱼台的唐之外,还有两处名“阳”之地。其一曰“阳州”,《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齐子尾害闾丘婴,欲杀之,使帅师以伐阳州。”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定公八年(前502):“公侵齐,门于阳州。”所言均为同一阳州,《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杜注云:“阳州,齐鲁境上邑。”其地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其二曰“阳谷”,更是屡屡见于《春秋》《左传》,为临近鲁国的齐邑,齐侯经常在阳谷召集诸侯举行会盟,《国语·齐语》称齐桓公“大朝诸侯于阳谷”,《春秋》僖公三年(前657):“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春秋阳谷在今山东平阴县西南,与阳州相去甚今,与今阳谷县相去亦不远,今阳谷县即源于春秋阳谷。

  仅由《春秋》《左传》所记,可知在泰山以西,北到高唐、南到鱼台约四百里范围之内,即有四处以“阳(唐)”为名之地,各地之间相去仅百里左右。地名与族名密不可分,地名随族而迁,分布在不同地方的相同地名往往反映了一个族群迁徙的足迹。上古时期土地空旷,到处都有无主之地,加之交通条件的限制,故若非发生重大变故,古人迁徙的距离往往不会太远,因此,在相邻地区出现的相同地名,很有可能都是某个特定的族群留下的印记。上古时期,洪灾是导致古人迁徙的重要原因,洪水毁坏城邑,淹没家园,人们只好离开故土,重建家园,商人之所以屡屡迁都,就是因其居于黄河下游常遭洪灾所致。高唐、阳州、阳谷、唐几个地方,地处泰山西麓今高唐、阳谷、鱼台一带,其地位于河、济下游,正是古代黄河洪灾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洪灾事件史不绝书,这些地名当即阳国或唐国一族受洪水影响而历次徙居所留下的印记。正因为该族居于黄河下游,深受洪灾影响,因此形成关于洪水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表达于故事、流传于口头,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而这个族群因崇拜治水英雄大禹,故自居为大禹之后,也就是所谓夏人。

  该族既然屡屡以“阳”或“唐”名其国,“阳”或“唐”当是该族的自称,至于“夏”,则可能是同时代人或后代之人对该族的他称。正如商人以“亳”“商丘”命名都邑,表明“商”“亳”为商人的自称,尽管古书中常称商为“殷”,但商人从来没有自称为“殷”,“殷”只是周人灭商后对商人的称呼,所谓“殷墟”,则是后人对商人故墟的命名。明乎此理,则知所谓“夏墟”,显然也并非夏人都邑的固有之名,夏人只以“阳”或“唐”名其国,夏人亡国之后,后人才将其故地命名为“夏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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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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