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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尹虎彬对作为口头传统的中国史诗的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学者的工作，已在史诗学界、民俗学界结出了丰硕成果，不仅促进了史诗研究的“范式转型”②，更为建立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③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的史诗和史诗研究现已成为国际史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学科革新、重构的过程中，在稳步建设本土史诗学体系的过程中，尹虎彬的学术活动大致可以概括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数字化建设、中国史诗研究两个方面。
就口头传统资料库的数字化建设而言，尹虎彬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研究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2014年）等课题的研究工作。这个课题以“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为依托，利用新时代的数字化技术，采用能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的采录和分类方法，对面临消亡的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民间文艺和杰出艺人）进行了抢救性的搜集和保护工作。这些珍贵的音影图文资料，除了作为国内外口头传统研究者可资利用的第一手的鲜活资料外，也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④
就史诗研究而言，尹虎彬浸淫该领域多年，长期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史诗研究概述”，对学科发展前沿和存在的问题熟稔于心。他与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合作撰写的长文《史诗》，被收入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⑤2002年—2008年，他还主持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该课题以类型学研究为中心，“从史诗形式的分析深入到史诗文本背后的文化史意义的原型解剖”，探讨了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性；方法论上，则立足本土和地方性的民间叙事传统，坚持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技术路线，综合了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实现了以口头诗学、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为旨归的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的突破”。①
从现有成果看，尹虎彬的中国史诗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他撰写了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史诗研究学术史、史诗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新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等方面。
《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系统梳理了中西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的发展变化。首先，文章评述了近200年来的西方民俗学，特别是20世纪的口头传统研究——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1898—1971）扩大了史诗的范围，1930—1960年代帕里、洛德确立了严密的口头诗学分析方法，1970年代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的兴起，20世纪末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Olavi Honko，1932—2002）对史诗观念的拓展——如何从不同角度改变了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基础的西方古典学的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范例，断言“21世纪的史诗研究将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种以荷马史诗为范例，取例西方的史诗研究范式，将逐渐成为历史”，“正所谓言史诗不必称希腊和罗马”。其次，文章梳理了整个20世纪中国学界史诗观念的演变过程：20世纪初比附中国古代经典从“文人文学”的角度看待史诗，1950年代以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从“民间文艺样式”的角度研究史诗，1980年代受人类学派启发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把史诗纳入口头传统范畴进行研究，指出今后的发展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②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三十年》③《中国史诗的多元传统与史诗研究的多重维度》④二文概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指出中国各民族史诗蕴藏丰富，数量在1000种以上，横跨五个语系，含纳了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样式之繁复、形态之多样、传承之悠久，在当今世界上都是少有的，这种丰富性“必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史诗研究提供一系列新的范例”，“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还远没有到来”。文章呼吁中国史诗研究者“从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加强中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或形态研究,描绘中国史诗分布类型图谱”，在建立科学的资料学基础上，树立多重维度的研究视域，深化史诗理论研究。
在尹虎彬的史诗研究中，《作为体裁的史诗以及史诗传统存在的先决条件》⑤是一篇极为特别的文章。他的很多著述本就偏重理论层面，但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是高度抽象的理论思辨，文中像“纯粹的文学创造出它自己的客观性”“一个长篇形式要靠其他力量来生存”“体裁的本体力量来自于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样决断的表述比比皆是，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无论如何，文章主要讨论了如何定义史诗体裁的问题。确实，从现象层面看，史诗并非孤立的体裁，与它密切相关的体裁主要有诗歌和散文形式的叙事类文学，如神话、传说、故事、长篇叙事诗，以及后来的小说等；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内容和篇幅长短也不是判定史诗体裁的必要条件。那么，什么才是“决定史诗成为史诗的唯一的、先在的、绝对的条件”？尹虎彬认为，决定史诗体裁力量的先决条件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语言层面，史诗的语言是专门化的特殊的语言，即歌手“专门化的有声语言”；二是精神层面，史诗具备精神超越性，是关于天地万物本原、关于人类社会和神灵世界的宏大叙事，它叙述的这个世界“具有伟大、崇高、绝对、不可质疑的特征”，尹虎彬借鉴了沃尔夫冈·凯塞尔的术语“全部世界的叙述”和劳里·航柯的术语“超级故事”，认为史诗是宗经载道的“大言”，而不是“尽男女琐碎之闲谈”的“小说”；三是意义生成层面，正是由于史诗对族群共同体丰富多样的事象的叙述与史诗受众个人经验之间的交流互动、心灵沟通，才使得“史诗的文化意义大大超越了某一个史诗文本的局限”，因此，“在纯粹的形式和对象化的史诗作品之间，创造性的叙述者和受众是必要的前提，它是史诗传统作为历史过程得以延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此外，文章还围绕史诗的“作者身份”这个重要问题，讨论了传统与个人对体裁的作用，反思了浪漫主义关于民间创作“集体性”的观念。文章这一部分的论述相对简略，作者不像定义史诗体裁时那样“决断”，似乎只是坦然接受了当代文艺学某些派别关于“人们必须想象一个创作者的存在”的看法。其实，“作者身份”问题、传统与个人才能的问题，无论是在口头传统研究领域，还是在早期书面文本研究领域，都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吕微对尹虎彬近几年来研究路径的变化的观察是准确的。①这种转变，简言之，就是主张“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即从关注理论和方法论，转向伦理问题和价值论，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关注民间文化的主体“民众”。②实际上，《作为体裁的史诗以及史诗传统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尹虎彬在文中说：“那些建立在经验实证基础上的文学和民俗学的教条都只是一把尺子，它对于揭示像史诗这样的充满超越性意义的事物，往往成为自身的桎梏。”写下这段话的人，已经不是多年以前的那个人了。
我们知道，尹虎彬的口头诗学译介工作和史诗研究，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科学”“实证”③，他认为，“史诗学研究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求真过程”，应当“坚持史诗研究的实证主义路线”，用“科学的解释”取代“人们对于史诗产生和发展的神话式的、传说式的、意识形态的解释”④。帕里—洛德学说最吸引他的地方，也在于他们提供了一种“严密的口头诗学分析方法”。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从“科学”到“实践”的转向，也是有理路可循的。早在2005年，他就这样说道：“离开了口传文学的文化上下文，我们得到的只是一张皮。只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才会深刻地领悟一些口传文学的真正含义。他们创造的文学就是他们的生活。”①此后，应该是在扩充修订出版博士论文的过程中②，他对民俗学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身为民俗学者的时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有了更强烈的自觉意识。他说，“民俗学是现在学”，应当参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探讨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如何保持我们的历史传统，如何实现新旧结合，如何借助于我们的多样文化实现现代性，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我们面临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我们需要具备社会动员力、文化软实力和提升我们的精神价值。这些，单靠社会科学是远远不够的”。③可见，尹虎彬学术思想的转向，既是他长期田野工作（这不禁让人想到帕里—洛德所说的口头诗歌的“经验的现实”④）的结果，也是民俗学界共同体思想交锋的结果，还是时代思潮和学术发展相摩相荡的结果，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⑤。
《作为体裁的史诗以及史诗传统存在的先决条件》这篇部分论述尚未充分展开的重要的史诗理论研究文章，因作者的遽然离世，再也没有充分展开的机会了。不过，就像他在解释“口头传统”这个词的含义时所说的那样，“它指的是一个过程，其次，它指的是这个过程的产物”⑥，尹虎彬的学术轨迹和学术成就，也为中国口头传统研究工作留下了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可以想见的是，未来只要谈到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这个过程”和“这个过程的产物”，我们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留下的文字。
（本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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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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