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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杰、王潞伟主编:《中国民间小剧种抢救与研究》
  作者:冯俊杰 王潞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8-24 | 点击数:1387
 

前  言

  小剧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小戏。小戏是相对于元杂剧、南戏、昆曲、京剧、越剧等大戏而言的,产生于大戏之前。南北朝至唐代流行的“踏摇娘”、“参军戏”等,就是早期的民间小戏。

  晋南洪洞县英山舜帝庙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一通碑刻的碑趺上,至今尚存线刻“踏摇”式乐舞小戏的表演场面。在晋中宁武县定河村台骀庙前,屹立一通金泰和八年(1208)题为《汾川昌宁公家庙记》的碑刻,碑中也有祭神时“乐舞戏妓拜于堂下”的记载。

  宋金时期民间小戏的活跃情形,由此可见一斑。唐宋小戏的繁荣,与宋金以后杂剧、南戏等大戏的发生是有关联的。

  流传至今的小戏大多产生于明中叶至清末民初,是我国科技、生产力和知识水平都低于当时世界发达国家时的产物。

  其基本特征就是“小”:题材格局小,演出规模小,乐器、戏服、道具都很简陋;角色也很少,主要有小生、小旦、小丑,或只有小生和小旦,称作“三小戏”或“二小戏”;专业戏班不多,多是些农闲时集中起来,排练、演出,演毕分钱即散的临时团体,其中撂地为场或草台、席棚演出者居多,很难登上戏院、茶楼,大庙舞台,故其戏价也很少。

  小戏虽然粗陋、浅俗,却多以普通村民所关注的家长里短、小人物的故事为题材,发散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自有平和、深婉、美丽的一面,很受下层民众的喜爱,故能和大戏一同发展至今。

  人类天生就有许多弱点。生活逆境和自然灾难,极易唤醒心灵的骚动,引起幻想和痴狂,进而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就是其弱点之一。

  小戏对现实不掩饰,不粉饰、较少暴力场面,多为喜剧收场,恰好能让许多观众借助戏中人的经历排遣烦闷,平抑骚动,进而回归理智和意志,从中获得“兴发感动”的活力,努力寻求改变自己多灾多难、贫困无助命运的途径。这就在无形中变人类的弱点为优点,变不幸为大幸。

  反映最普通百姓最底层的生活,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苦中作乐,是民间小戏的艺术使命。故其题材主要是家庭和邻里关系,包括孝养父母、爱情婚姻、财产纠纷、邻里冲突,婆媳矛盾、夫妻不和、妯娌吵闹、兄弟反目等事,虽有冲突却不激烈,结局多为皆大欢喜。

  主人公多是些和观众一样的普通村民和市民,还有就是贩夫走卒、妓女歌女等,故能引起底层社会的广泛共鸣。在山西一些古戏台的墙壁上,至今还能见到旧时代庙会时许多戏班“一乐三天”的题记。无论艺人还是观众,“乐”是此时他们的唯一目的。

  旧时代,民间娱乐活动少得可怜,故小戏演出对普通村民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山西的乡村里,至今还流传着一些谚语,如“入了乐乐迷,忘了喂毛驴”,夸的就是晋南浮山县的乐乐腔。“宁叫十顿不支锅,不能误了看三和”;“宁叫少种二亩谷,不能误了看恒禄”,赞的是上党落子。

  在雁北地区,有迷耍孩儿误将枕头当孩子,做饭把锅爆了的小媳妇。在晋中和顺县,有“宁舍香油罐,不舍‘换牛旦’”的小商贩。在晋南芮城县,有坠入井中还哼哼着线腔的薛公(详见陈美青《质野流芳:山西民间小戏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可见底层民众对家乡小戏的痴迷程度。

  现场上,一种朴素却又汹涌的审美思潮,拥抱着那些“低贱”的小戏艺人,让他们在收获了少得可怜的酬金的同时,也收获了许多“粉丝”,收获了一种类似崇拜的感情,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

  其实,有些小戏在其兴盛期的演出规模并不小,甚至大有越界对抗大戏的态势。例如泽州秧歌,清光绪年间开始大发展,从今泽州县南岭乡裴窊村遗存的经折装“点戏谱”可知,该村秧歌戏班上演的剧目,很早已有《松江口》、《魁星庙》、《岸凤桥》、《白云庵》、《七星帕》五连本戏,甚至还有《剿云府》、《乌江渡》、《空棺计》、《反县衙》、《杀韩府》、《金花魁》、《双祭灵》、《阴阳剑》八连本戏(王姝《泽州县裴窊村怡悦会记“点戏谱”考述》,《戏曲研究》第103辑)。

  据说,陵川县后山村的一个秧歌戏班,有一次在南村竟然与梆子著名艺人赵海清带领的“东宅戏”(戏班名)唱对台,秧歌戏班的两名旦角,表演引起轰动,观众掌声大震。赵海清看后,大为赞赏,买了两串烧饼到台上给两个演员戴到脖子上。

  这种作法是那时侯当地对演员的最高奖赏(见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山西剧种概说》)。小戏在其黄金时期敢于越界对垒大戏的情形,实际上是其表演艺术臻于完美的一种表现。每一种小戏在戏曲艺术上的成就,及其对中国戏曲史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这是一笔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珍贵的大众化的文明结晶。纵观其主要内容,及其质朴无华却又“绝活”百出的表演,无一不是我国近古至近代以来民间苦难生活及其乐观天性的真实反映,智慧的显现,从中折射出一种极其特殊的“苦中作乐”的坚韧品质,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其意义不止在戏曲发生学方面,即在历史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值得调查、整理和研究。

  令人振奋的是,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以及我国对华夏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政府的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制定,这一调查、整理和研究而今又一次获得难得的契机和可能。

  即便当前多数小剧种的艺人普遍老龄化,不少老一代传人已经去世,活跃了数百年的民间小戏都面临失传的险境,但有当今各级政府的正视与扶植,却总不至于轻易地就消失了。

  本书即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经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申请,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而出版的。其宗旨即为抢救和保护一些濒临灭绝的民间小剧种,借助调查报告的形式,期望获得相关部门及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使之得以顺利传承。

  任何一种民间小戏都是依托于当地的语言、音乐歌舞或说唱艺术产生出来的。我国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历代在民族统一的大文化背景下,也相应地产生了林林总总的地域性的小文化,几乎每一种小文化都能催生出一种小戏形态。

  这些小戏到底有多少?很难统计,因为它时生时灭、忽焉而息,倏然而兴,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据解放后几次由政府出面统计,一次为360种,一次为317种,一次为394种。

  另据新华社2017年12月2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于2015年8月31日,全国共有剧种348个。也就是说,不计解放后新产生的剧种(约有50种)和人们公认的大戏,明清及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小剧种,至今应该还有290种左右。

  任何事物的大量存在,总会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学界自上个世纪20年代起,至90年代“非遗”之说尚未传入我国之时,已有一些学人将视线投向这些为正统学者不屑一顾的小戏身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其中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1927年)、陈子展的《民间戏曲志研究》(1931年)、谷剑尘的《民众戏剧概论》(1933年)、刘复、马彦祥的《地方剧演技溯源》(1944年)、黄芝冈的《从秧歌,花鼓,相连,高跷,到民间小戏》(1945年)、黄芝冈的《从秧歌到地方戏》(1951年)、施德玉的《中国地方小戏及其音乐之研究》、寒声《丰富多彩的山西地方戏曲》(均见《山西戏曲评论集》,1960年)、刘正维《梁山调腔系的论证》(1983年)、曾永义的《诗歌与戏曲•中国地方戏曲形成与发展的径路》(1988年)、张紫晨的《中国民间小戏》(1989年)、余从的《戏曲剧种声腔研究》(1990年)、朱恒夫的《民间小戏产生的途径与形态特征》(1991年)、徐扶明的《小戏短剧简论》(1995年)、郝誉翔的《目连戏中滑稽小戏的内容及意义》(1996年)、武俊达《戏曲音乐概论》(1999年)等,就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学人关于小剧种研究的理论成就。

  此外,李家瑞等的《中国俗曲总目稿》(1932年)、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委会的《湖北地方戏曲丛刊》(1958—1991年)、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华东戏曲剧种介绍》(1954—1955年)、中国地方戏曲集成编委会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1958—1964年)、山西省文化局戏曲工作室的《山西地方戏曲汇编》(1981—1983年)、安徽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的《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1954—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1983年)、《中国戏曲志》各省卷等等,不仅为著录、保存各省一些著名小剧种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来者的继续调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就是民间小戏调查研究的后来者之一。该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对戏曲文物进行拉网式调查的同时,也留心于各地民间小剧种、木偶影戏剧、宗教仪式剧的现存状况,并有意识地把调查小剧种的任务,交给硕士研究生去完成,让他们通过田野调查实现其自我学识的提高和能力的历练。

  本所第一个以小戏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是湖南人李跃忠同学。自1997年起,他就利用节假日开始了太行山上的调查之旅。

  当他获知泽州县裴窊村的秧歌戏保存最为完好时,便立刻前往。该村地处大山深处,山高沟深,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李跃忠一路步行,用了一天时间,终于找到了最正宗、最原生态的泽州秧歌的传承地。村民们一听这个后生是专门来考察村里的秧歌戏的,个个都很感动。

  村委会连夜召集老艺人们(当时已经没有年轻艺人了)化起妆来,为李跃忠一个人作专场演出,然后又组织座谈,解答李跃忠的各种问题。巨大的收获,为其撰写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其硕士学位论文《泽州秧歌叙论》通过答辩,并获山西省第一届优秀硕士论文一等奖。

  这样的实例还有许多。由于几乎所有的小戏都在元宵节期间演出,同学们为了系统调查小戏演出的流程、实貌,大多需要驻扎在考察点十天半月之久,和艺人一起过节。有的甚至常年随团调查。

  大部分同学都有与剧团、班社艺人同吃同住的经历,成为朋友而无话不谈,搜集到的史料也更加全面。毕业答辩时,一些专家赞扬道“这是用脚步写出来的文章”,“这是用友谊写出来的文章”。实地调查,才是一种从事物中而不是从书本上寻找知识源泉的正确方法。

  当前,本所以小戏为题的硕士论文已有80馀篇的累积,约占全国现存小剧种总数的36%,全部通过学位答辩。

  其中,已经或即将出版的有李跃忠的《泽州秧歌叙论》(台北《民俗曲艺》第127期、133期)、孔美艳的《山西影戏研究》(三晋出版社,2008年)、樊淑敏的《山西民间歌舞小戏——左权小花戏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钱建华的《雁北地区耍孩儿戏调查研究》(待出版)、陈美青的《质野流芳:山西民间小戏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等。

  还有一些论文的部分章节发表在相关学刊上。该所在“非遗”全国铺开之前,即已自觉承担起民间小剧种的抢救和研究工作,且成绩斐然,故于2009年荣获文化部授予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这80馀篇硕士论文,可以根据剧种的形式体制,分作秧歌类、歌舞类、道情类、曲调类、板腔类、皮影木偶戏类、宗教仪式类等,凡7种。其中:

  秧歌类的有:李跃忠《泽州秧歌叙论》、樊淑敏《左权小花戏研究》、陈美青《繁峙秧歌调查》、王奕祯《蔚县秧歌调查》、张勇凤《襄武秧歌调查》、王鹏龙《朔州秧歌研究》、杜慧琦《介休干调秧歌调查与研究》、牛刚花《太原秧歌调查》、刘兴利《广灵秧歌调查与研究》、赵利兵《晋北与陕北秧歌音乐对比研究》、申磊《永和县高家垣伞头秧歌调查与研究》、关秀丽《碓臼沟秧歌调查与研究》、郝卫平《五寨八大角秧歌调查》、武敏《沁源秧歌调查与研究》、李艳《翼城秧歌戏调查与研究》、侯慧娟《汾西地灯秧歌调查与研究》、王婧宇《近十年来(2005—2015)晋西临县伞头秧歌的发展变化研究》、姜亚平《襄汾县沙女沟四句秧歌调查研究》、贾芬妍《壶关秧歌调查与研究》、张雯《山东海阳秧歌调查与研究》等。

  歌舞类的有:张凤霞《山西河曲二人台研究》、高攀《内蒙古二人台的调查与研究》、边国强《蒙古剧调查》、罗思影《江西九江采茶戏调查》等。

  道情类的有:薛海斌《临县道情戏研究》、宫文华《晋北道情调查》、席庆华《洪洞道情调查与研究》、王苹《右玉道情调查与研究》、张建芳《神池道情调查与研究》、张晓洁《永济道情调查》、曹永琴《陕北清涧道情的调查与研究》等。

  曲调类的有:钱建华《雁北耍孩儿调查报告》、成燕《雁北耍孩儿音乐调查》、闫日《和顺县凤台小戏调查与研究》、柳颖《平陆高调研究》、张金玉《夏县蛤蟆嗡调查》、吉晓瑞《临猗地台戏调查与研究》、巩可心《上党二黄调查与研究》、畅宁宁《河北涿州横岐调调查与研究》、张春平《山东大平调调查报告》、周小璐《山东五音戏叙论》、张继超《湖北、河南越调调查》等。

  板腔类的有:郭永锐《山陕眉户剧调查》、曹晓晶《眉户音乐特色研究》、李朝东《临猗眉户剧团现代戏编创之路》、李蒲霞《眉户音乐研究》、辛竹林《上党落子研究》、李晓娟《孝义碗碗腔历史与现状述论》、段文英《灵丘罗罗腔调查》、吴俊华《曲沃碗碗腔研究》、吉晓瑞《临猗地台戏调查与研究》、姜莉《陕西合阳、山西芮城线戏调查》、李珍《武安落子调查与研究》、雒海宁《汉调桄桄调查》、胡彭《山东茂腔研究》、武翠娟《鲁西南枣梆调查与研究》、李磊《山东莱芜梆子研究》、陈继华《安庆弹腔调查》、王海燕《河南怀梆艺术》、王婷婷《桂剧的调查与研究——以桂林市为中心》等。

  曲艺与曲艺体小戏类:张艳琴《长子说书及其戏剧化倾向》、亢静静《翼城琴书琴剧调查》、吕晓芳《寿阳坐唱及其小戏化倾向研究》、曹彬《太原莲花乐调查与研究》、阎怀睿《平遥弦子书调查研究》、原琳《山西洪洞琴书调查与研究》、杨清《山西霍州地方书调查研究》、张帆《晋南地区坠子书调查研究》、苏远尚《山东吕剧调查与研究》、董刚德《南路山东琴书调查与研究》、王颜飞《辽南满族新城戏调查》等。

  木偶影戏类:孔美艳《山西影戏研究》、高生成《浮山木偶戏调查与研究》、赵振国《环县皮影戏生存现状研究》、刘晓林《辽南皮影戏调查与研究》、钟锐《辽剧历史与现状研究》(新剧种,原为辽南皮影戏)等。

  宗教仪式剧类:李瑛《民间仪式戏剧的活化石——晋南锣鼓杂戏研究》、李佳《晋北赛戏考论》、王晓芳《山西寿阳“爱社”傩文化调查报告》、聂梨庄《海州童子戏的调查与研究》、秦滨《文化视野下的西藏山南地区羌姆研究》等。

  上述论文的主要内容,大都包括前人研究成果综述、剧种的起源与发展、流播区域、剧种的体制形式、表演艺术、音乐特征、现存剧目和剧本、历史上出现过的班社和艺人、剧种现存状况、前景与作者的建议等。

  总的看来,这些论文从调查方向、研究重点,到其主要内容、篇章结构等,都很相似。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客观上,至少包涵了这些内容,才能将每一小剧种的全部状况大致理清,是一切艺术本体研究的应有之义。主观上,这和论文作者系出同门有很大关系。同门上下届之间的私相授受,相互启发和影响,最终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一种模式。

  这一模式可为研究者指示一条清晰易行的途径,使之有法可循,写作起来不再那么困难。当然,研究模式一旦确定,思维与方法也有僵化、死板之虞,因为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多种认识的途径和方法。

  近年来不少学者的论文,对小戏研究者都有一些启发。例如关于小剧种的分类研究,安葵先生的《关于剧种的认定和划分》、刘文峰先生的《关于建立认定剧种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吴乾浩先生的《关于戏曲剧种认定标准的浅见》(均见《戏曲研究》第92辑),从不同角度探讨鉴定剧种的“八条标准”。

  康保成先生的《观念·视野·方法与中国戏剧史研究》(学苑出版社,2017年),更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为包括小戏在内的戏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这些,都是民间小剧种调研者应该事先就学习的。

  囿于篇幅的限制,本书仅编录上述小戏论文中的22篇,分作8册(详见总目录),一次性面世。所有的作者均自愿参加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自愿为抢救和保护民间小剧种略尽绵薄,并为论文的版权和真实性负责。

  这些论文仅涉及山西、陕西、内蒙、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西等9省区部分市县境内少量的小戏剧种。至于余下的文章,期望能在来日机缘到时,再另行编辑出版。

  本书的编选原则,一是首选濒危剧种。二是以山西为主兼顾其他省份。三是已经出版的不收。书中李跃忠的《泽州秧歌叙论》曾发表于台北《民俗曲艺》第127期和133期,却因大陆读者难得一见,故此也予以收录。第四,暂不收木偶皮影戏和宗教仪式剧。

  书中的山陕线腔虽然曾是一种木偶戏,但它很早就已经改成以人扮演,所以仍然作为寻常小戏收录。

  此外,书中每一分册选文的搭配,有时不得不受制于字数限制,以求各册篇幅大体平衡,所以也就顾不得文章内容上的合理顺序,敬请谅解。当然,这种情形也表明,上述80馀篇论中未被选录的,并不比选中的逊色。这一点,需要在此特别说明。

  本书所收论文原则上力求保存原貌,不作大的改动。尽管其中的作者早已博士毕业,获得了高级职称,他们的思路已由原来的粗疏渐进严密,文笔亦由稚弱转为成熟,研究能力早已超越当年,但我们并没有让他们修改、润色。

  我们所作的,仅仅是统一一下当年论文的格式、注释、序号,修改一些错别字而已,让这些当年小试的牛刀,继续闪烁其质朴的光华。当然,这些文章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及资料价值,仍是不可低估的。

  感谢所有支持本所研究生田野调查的政府文化部门、村镇党政组织、剧团领导、戏曲艺人(演员)、热情观众等,感谢上述论文所有的研究生导师,因为每一篇论文都含有他们的热情帮助、见解和心血。这些,才是其论文圆满完成的有力保障。

  感谢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予以积极指导的著名戏曲史及戏曲理论家,王安奎、麻国钧教授,并感谢鼎力支持本书出版的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雒海宁等,没有这些帮助和支持本书是很难顺利出版的。

  书中存在谬误、缺失等,还望方家指正。

  冯俊杰 王潞伟

  2018年10月于古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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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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