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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梅]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大传统传承
  作者:宁梅(伦珠旺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8-25 | 点击数:704
 


       龙病一旦传染给人类,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而龙族也害怕生龙病。《格萨尔》史诗记录了许多藏族古老的龙神信仰习俗。莲花生为了求得一位龙女给格萨尔做母亲,不惜给龙界降下瘟疫,并以龙王三女儿为交换,为群龙治好了龙病。莲花生将龙女带到人间,配与僧伦。之后,龙女生下了格萨尔。《格萨尔·降魔之部》中的龙赞是一个以食人为生的龙魔,长着9个脑袋,18只犄角,腰里缠着9条黑毒蛇,手脚上长着36个铁爪。《格萨尔·汉与岭》中,汉地皇帝从龙宫娶了一位龙女做王妃,但这位龙女却是妖魔转生,她死后,留下妖尸,控制着皇帝,残害百姓。格萨尔将她毁坏的藏汉金桥又连接起来,等等。
       传说中龙魔九兄弟非常凶横残暴,能够带给人类胆病、麻风病、水肿病、剧痛等病症。龙魔九兄弟之主是龙魔支东热巴,他的八个龙魔伴神都长有动物头。传说龙魔九兄弟的另一个主神是龙魔蝎子头(“黑龙魔”),最初是从一个血蛋中诞生的,生有黑色的蝎子头,头发是一条条的蛇,面孔和身体沾满了血污。传说龙魔的住处和坐骑从不固定,冬天骑一头黑色的公牛,春天骑一只蝎子,夏天骑一条黑蛇,秋天则居住在高山草甸。
       恶龙故事反映了藏族先民欲征服自然的思想动机和价值取向。故事结尾都是恶龙被征服,从而演化出很多崇拜龙的习俗,如祭龙节。拉萨龙王潭供奉的名叫墨竹色青的俊俏龙女的故事被记载在桑耶寺的壁画中。
       在西藏阿里古格王朝遗址中,狮、象、马、龙神等图案随处可见;西藏曲贡遗址发现刻有蛇纹的陶片,显示出藏族古代氏族部落崇拜龙神;位于黄河与浑河交汇处的内蒙古清水河县岔河口,发掘出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两条巨型鱼龙形夯土雕像;新疆喀什疏附县艾孜来提毛拉山上一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址,出土了一块陶瓷器皿的腹部残片,上部为一深目隆鼻满脸络腮胡的婆罗门头像,下部是一条波浪形前行的蛇形龙纹图案。大量“鲁母化生型”神话原型叙事的考古遗址发现、日常生活中图像符号、苯教文献等文字文本、《格萨尔》史诗等口传叙事都是藏族“鲁母化生型”神话的物证和物化体现,构成了文本与物象上的对应。

       二、“鲁母化生型”神话的历史文化信息
       神话是历史和文化共同的母胎,它开启了人类历史的进程,钦定了精神源头的神圣性,并以原型性影响着现代文明中人们的行为选择。
       神话是人类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具有信史价值和象征价值。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记载,约距今7万到3万年前智人时代就有宗教性行为。张光直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写道,神话虽然荒诞离奇,但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宝贵的史料和人类学证据。研究神话,可以钩沉历史,透视古人的思想、观念等。
       如青海祭海仪式历史。上文提及,龙神主管着人世间雨水,求雨就是求龙神。与马年转神山、羊年转圣湖祭祀活动一样,一年一两次的祭海仪式是藏族民众生活中已然模式化了的民俗活动,祈请湖泊神灵降福众生,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和顺吉祥,表达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青海湖祭海在2008年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青海湖仪式早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就有“燎祭西王母”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正月,封青海湖神(西王母)为“广阔王”,遣使礼祭。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加封青海湖神为“通圣广阔王”。理宗宝祐元年(1253)蒙古用兵青海,宝祐二年(1254)召集蒙古王公在日月山祭天,在青海湖祭海,这是封建统治者亲自祭海的最早记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召集蒙古各部首领,会盟于察汉城,从政治上进行笼络。会盟的任务是宣布清廷政令,稳定地方治安,受理一年来发生的民事、刑事案件,以显示清廷在蒙、藏民众中拥有的权威。清雍正元年(1723),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在察汉城举兵会盟。年羹尧、岳钟琪督军进攻,呈报清廷,封“青海灵显大渎之尊神”,以汉、蒙、藏三种文字立碑致祭。雍正二年(1724)设置了“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首次规定在钦差大臣的参与下,每年秋季会盟一次。雍正三年(1725),钦差大臣到察汉城主祭。乾隆三十八年(1773)礼部按祭四渎之典礼,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祭海。道光三年(1823)陕甘总督那彦成命环海八族藏人祭海会盟,这是藏族祭海会盟之始。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宁办事大臣为便于向海神致祭,决定修建海神庙,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作为固定的祭海场所。庙正殿三间,殿门及守庙兵丁的宿舍七间。正殿中立碑一座,上刻“灵显青海之神位”(西王母)七个大字。此后被砸毁拆除,现仍留有遗址。
       再如在藏区常见的悬挂在山顶、水源地、村落、屋顶、掘藏地、寺庙等处的风马旗,外形是以经咒、图像印于粗布上的五色小旗。藏族人叫“隆达”,直译为“风马”。风马旗上的图案与文字是由木板刻印的,正中是一匹驮载吉祥珍宝的马首向左的奔马,四角印有四只两两相对的神兽:上方为大鹏、绿龙,下方为红虎、白狮。文字安插其间。风马经幡是融情感与理性为一体的产物,是表现人们美好愿望的载体。风马旗有神话信仰含义,是具有很高水平的艺术品。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逢年过节都要插挂五彩风马,喻示着天、地、人、畜的和谐吉祥。风马旗一般是以家中年长者的五行命相为主幡的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五行配五色。主幡的镶边运用五行相生的原理,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万物,以此类推。藏族五行算中称之为“母子关系”。龙象征水,代表繁荣;雪狮象征土,代表命运;大鹏鸟象征火,代表生命力;虎象征风,代表身体;居于中央的腾飞骏马则象征土、水、火、风所依附的虚空,代表着万物的灵魂。谢继胜、康格桑益西等学者认为,风马旗的起源与阴阳五行思想等密切相关,“五兽”及“四方”概念寓意着藏民族形成、信仰象征及早期藏族氏族图腾象征。
中国历史具有鲜明的“神话历史”特点。苯教经典中明确指出:“董、扎、珠、噶”四个藏族古老部族的战神分别为“铜鬃玉龙、弯喙铁爪大鹏、利角神牦牛、朱砂斑金虎”四种。       从藏族氏族图腾符号,可窥见藏族氏族部落联盟统一的历史。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自称猕猴后裔的吐蕃雅隆部落首先征服了雅鲁藏布江流域分布的十二小邦,向东征服了素以食青蛙著称的工布和达布等地区。之后向北征服了自称牦牛和犏牛部落的董氏族和苏毗部落,并与自称为种公羊地区的霍尔部大战。向西征服了以麋鹿和野马著称的象雄地区,最后组成不同图腾符号的六个氏族部落的联盟,建立起强大的以雅隆部落为中心的军事行政机构。《格萨尔》史诗也有同样叙述:在天地混沌时,有两只鸟在空中造窝,一共生下18颗卵。三颗鸟卵向上去,生成天界;三颗鸟卵去中空,生成念界;三颗鸟卵去下方,生成龙界;六颗鸟卵落人间,生成原始藏人的六大氏族。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传说时代的氏族部落在不断的融合中发生变化,对作为氏族图腾标志的图腾动物的认同也逐渐发生改变。时至今日,藏区寺院壁画上仍保留着的各种动物画像,可以作为藏族历上曾经有过图腾崇拜的佐证。

       三、“鲁母化生型”神话的文化编码
       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赫尔曼·鲍辛格、日本的岩本通弥等民俗学家致力于民俗学的现代转型,让普通民众反思性地看待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进而形成对日常生活的自觉。藏族现代生活中与龙相关的种种神话仪式、图像、口头叙事、考古发现和文献古籍,都是神话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密码和文化奇观。神话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是人类灵魂之根,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创造性实践的主要来源。“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神话不仅具有信史价值,还具有象征价值。在现今的文化体系中,风马旗含有多重象征意义。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245年)的阿育王石柱上面除镌刻着阿育王的敕令之外,还在圆形台基上刻有站立着的三只金色狮子图案。台基四周有四个守卫四方的守兽:东方是象、南方是马、西方是牛、北方是狮。这四种代表四方国度的动物,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成为藏族风马旗观念起源的雏形。在中国古代天文观念中有“四象”七大星区说法: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天人感应论、天命论、五行观等古代各种文明思想的交流,使得神话故事作为思维编码的一种符号方式,体现出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规则。
       英国藏学家噶尔梅在《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意义》中阐释道:“光明与黑暗、白与黑、善与恶、神与魔、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创造与毁灭等二重性构成了苯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之一。”创世神话“鲁母化万物”蕴含着古老的二元论、三界宇宙观及五行观等思想。
       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一劫数(鸿蒙年代)之时,首先出现了水,水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本源。地球的中心是金刚座(菩提道场,坚固永恒的地方)。地球的形成依赖地、水、风、火。地属于固性,水属于湿性,风属于动性,火属于热性。这四种现象互为作用,使得天地有别。《智者喜宴》写道,大海里首先出现一金龟,它气宇轩昂,头朝南方,右翼朝东,左翼朝西,四肢控制着四方。因此,这个世界出现四个方向:东、西、南、北。这个世界因缘和合,始终都在变化,直至毁灭。毁灭的途径是,水、火、风。水要淹没整个世界,诸如暴雨、洪水、海啸等;火要烧毁整个世界,诸如地震、火山爆发、山林失火等;风要刮跑整个世界,诸如龙卷风、台风、暴风等。
       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在数亿万年前是海洋。20世纪60年代,在喜马拉雅山脉希夏邦马峰及聂木拉县,发现身长10米,距今1.8亿年的“喜马拉雅玉龙”。1976年,在西藏昌都达玛拉山脚,发现距今六七千万年前恐龙化石。大传统理论将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口传文本、物化图像等联系起来,在口传史诗、神话图像、民间叙事等诸多证据中,将“鲁母化生型”神话转换、意义表达阐释得清楚明白。
       符号及其解释创造了文化的元语言。“鲁母化生型”神话具有超越文化的相似性和潜在的普遍性。与其说是受印度神话、汉神话影响,不如说是万物有灵、物我化一等神话思维使然。“鲁母化生型”神话蕴含着藏族古老三界宇宙观、五行观等神话宇宙观的时空循环性结构,藏族现代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风马旗中的“五兽”神话符号象征着生命的本源,寄寓着对人类自身生命生产的关切,反映出具有直观性和具象性特征的人类神话思维的“神话中国”。
       神话作为一种特有的智慧表述与文明基因,并非藏族《格萨尔》史诗这一部特定作品,亦非在藏族日常生活中以“扩展”形式蔓延的风马旗、祭海仪式等神话性,而是对全人类的观念信仰、行为礼仪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的内在价值观和宇宙观所支配的文化编码。中国多民族互动融合的文化大传统,突破了文字的局限,在活态文化传承的民间叙事和仪式礼俗中,在禳灾和治病的讲唱表演活动中,在考古发现的图像叙事和实物叙事中,解读神话思维,发现神话意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神话信仰的意义。

(原文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看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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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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