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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威 哈正利]在科学与人文之间:马林诺夫斯基的现代性人类学
  作者:马威 哈正利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03 | 点击数:754
 
 
  二、沟通人文与科学的欧洲新人文主义
  马林诺夫斯基的新人文主义思考与整个欧洲思想界遥相呼应,共同来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洗礼,整个欧洲都陷入到对现代性的反思之中。这种反思既对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想遗产有所继承,又反省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所产生的虚无、极端、情感泛滥,反省现代主义、科学主义所带来的“毫无管束、专务物质,唯目的是从”,这两种偏向都使人类走向灾难。
  回到英国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在学术界与当时持有同样思想的学者们碰撞,不断将其新人文主义主张系统化,与其交流的人物中,包括新人文主义思潮的重量级人物——朱利安·索雷尔·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年)。根据弗斯(R.Firth)的记录,赫胥黎在伦敦人类学学会讲座期间,与马林诺夫斯基就作为自然选择一部分的性选择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他们形成了思想上的默契。虽然赫胥黎在当时是一个生物学家,但是他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基因进化学说,而是在文化领域。在其祖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的影响下,赫胥黎推动了一种进化论的人文主义学派,就如哈琴(Pat Duffy Hutcheon)所说的,赫胥黎也许是第一位认识到人类社会和文化现实与因果关系的进化主义学者。在《知识、道德和宿命论》(1957年)中,他说道,未来,文化而非生物因素是决定进化论的方向。他将人类的文化看作决定性的唯一要素,文化使生命能够超越生命,使除了外在基因染色体的第二类机制能够持续或改变。运用经验积累的人类用文化作用于自然,更加迅速地提升技术,改变和调适着外在环境。并且,整合各个学科,加深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并使人类的知识和认知普遍化。赫胥黎提出了与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极其相似的主张,即“人类必须在能够进行自我满足的意识系统内重新整合他的生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必须详细调查他能够获得的所有内部的和外部的资源,界定自我的目标和位置,并对其未来有详实的规划”。
  在《一位生物学家的散文》(1923年)中,赫胥黎的中心论点是生物科学可以成为新宗教的基础。他说:“大多数人都和过去一样,对可能性视而不见,他们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各种抽象的概念。他们认为,只要将这些概念——命运、上帝、法则、不朽的正义等等——用大写的字母拼写出来,它们就可以承担他们的责任。而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是一种建设性的观念,因为需要建设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社会以及人类未来的可能。”而在本来意欲定名为“科学的人文主义短论”,后以“我大胆所思——现代科学对人类行为和信仰的挑战”为题目的书中,赫胥黎将科学的人文主义概括为一句话——“取得生活,更丰富地取得生活。”这句话包含以下含义:第一,价值仅仅来源于人类活动;第二,人类活动时精神和物质交互作用;第三,人类活动创造了经验、目的和概念;第四,应把人类活动视为一个整体;第五,整体高于其中任何一个部分。
  除此之外,德国的施密特-萨洛姆(Michael Schimdt-Salomon),美国的布洛克曼(JohnBrockman),英国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奥地利的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年),美国的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年)、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等与马林诺夫斯基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都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他们以尊重古典人文主义为基础,重新探寻“保障个体的自利以及将由个体们所创造的机制控制在更为人道的轨道上”,“为人类生活状态的人性化作出贡献”。这种人文主义推崇理性至上,倚重科学的实证性,主张将与人类科学相关的各个学科整合,打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隔阂,实现对人类心灵和本质的规律性把握,关注公共事务,希望通过通才教育,锻造人们克制、理性、自省和完善自我的能力。
  与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时期人文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人文主义回应中世纪神学至上对人性的压抑,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经典中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将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尊重人性和自由;而新人文主义则回应科学至上的工具理性,割裂了人对于自我的寻找,人变成了技术的奴仆,而现代政治中科层体制与权力铁笼封闭了人与人沟通的可能。新人文主义主张价值理性的科学、服务于人本身的科学,人通过科学知识来探讨关于自我的本质,实现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完善自我,科学帮助人类实现更高意义上的自由。新人文主义者肯定科学的价值,将人文与科学统合到人文主义之中,使历史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融合,使生命与知识融合,使美与真融合。新人文主义通过实证研究,拓展人类的知识,以科学的方式印证人类发展的客观轨迹,增加我们对于人类的深度理解。作为精神进步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人类从环境中脱离出来,愈加独立。许多以往看来非常致命、威胁上千万人生命的障碍,也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而得到扫除。每个人的快乐和幸福都依赖于自己的深思和自己内在的知识。
  在政治主张上,新人文主义者对西方殖民制度多有反思和批判。虽然在巴布亚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并没有明确地反对过殖民统治,但是他经常批评一些巴布亚殖民者的做法。带着浓重的自由主义倾向,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我思考过很多反对传教活动的论点,而且在考虑发起一个切实有效的反传教运动。论点是:这些人破坏了土著人快乐的生活,他们破坏了当地人的心理动因。他们所返还的东西完全不能被野蛮人所理解。他们一味无情地破坏老的东西并创造新的需求,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毫无疑问,他们是有害的。
  与同时代学者不同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带有更多来自田野的切身体悟和与土著人的共鸣,他的经历无可替代地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增添了感性的因素。虽然马林诺夫斯基远离战场,但是母亲、亲属与挚友们离去,痛彻心扉与无能为力交织在一起,使他备受生离死别的折磨,这种情绪让他在田野工作中与土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奥布拉库,马林诺夫斯基亲历了一位名叫因内科雅的年轻妇女濒死的场景,目睹了她丈夫与她的缠绵哀痛。他说:“这个场面中纯粹人性的层面强烈地吸引了我,远超过其民族学研究的层面。”凌晨,马林诺夫斯基去探望了因内科雅的尸体。他说:“不知所措,我所有的绝望,在那么多的战争杀戮之后,都悬在这座悲惨的美拉尼西亚茅舍之上。”这种人类之间情感的呼应与共鸣让马林诺夫斯基更加直观地思考关于人性的话题,并通过自己珍爱的学科来思考人类命运的宏大使命。
 
  三、新人文主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一)探索“不可测度”面向的人类学方法
  当同时代的人类学家还在试图用问卷、图表等研究工具尽可能地呈现土著人的文化构架和社会构造,热衷于“具体证据统计文献法”(the methods of statistic documentation by concrete evidence)时,马林诺夫斯基意识到这种“调查工作”虽能够构造出一副精致的骨架,却缺少血肉。“在这框架内部,我们感受不到或想象不到人的生活,以及在节庆或某些独特事变中偶发的兴奋。”“这种格外的精确与真实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真实的生活从未死板地依附于任何原则。”马林诺夫斯基更为着意“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theinponderabilia of actual life)。他“居住在村落里,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风俗、庆典和交易”,看到土著人赖以为生的信仰,或者参与土著人的游戏,跟着他们串门和散步,坐下来倾听他们的交谈,记录下土著人的观点、意见与说法,并领会其作为社区成员的思想及情感体验。
  1915年3月,完成在迈鲁岛的田野工作后,马林诺夫斯基在阿德莱德进行民族志写作,整理来自田野调查的材料,形成《迈鲁》。与田野工作一样,马林诺夫斯基在第一次撰写民族志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的探索精神和创造性。作为民族志作者,他并没有夸大自己的权威性,反而总是坦诚地承认他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一丝不苟地告知自己的读者,哪些事件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哪些不是。在《迈鲁》中,读者能看到作者生动的观察,当地人的评论和研究者自身经历的逸事,以及理论的旁白,其精彩之处都超出了《人类学的询问和记录》上条目限制的内容。为了尽快写出所有东西,他不得不将日记、田野笔记和正式的出版文本并列地放置在一起。日记部分充满文学性,处处流露出马林诺夫斯基对自我的剖析,呈现调查者角色,形成了具有实验性的文体。
  民族志文体的探索精神更好地体现在其后创作的《巴罗马》中。塞利格曼指定马林诺夫斯基为《皇家人类学学会学报》撰写一篇关注丧葬活动的“一般社会学”文章,但马林诺夫斯基在其中体现出的方法论自觉和民族志撰写的先锋性,都使其成为历史性的基础文本,成为第一部真正的现代民族学专著,是一场辉煌的展演。
  “巴罗马”(Baloma)是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祖先灵魂,是岛民建构信仰的核心概念,普遍存在于丧葬仪式、重生信念、神话和巫咒中。在米拉马拉“万灵日”丰收节上,也能够发现巴罗马的踪影。马林诺夫斯基采用了多声部呈现民族志材料的方法,让他的信息人面对同一主题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并向他们展示他们所声称的信仰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再通过反复诘问挑战信息人的陈述。马林诺夫斯基凭借对同一文化内部主题的集中呈现,将研究集中在文化内部的信仰上,而推翻了以往尤其是以弗雷泽《金枝》为代表的,将来自不同文化的材料简单并置而形成的粗糙的人类学假设。
  在行文中,马林诺夫斯基不断穿插一些来自参与观察的逸事,使文本变得生动起来,他的表述在场感非常强烈。他不断让读者意识到,作者从来没有将自己抽离出当地人的生活场景作鸟瞰式的全景观察,而是围绕着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对当地人进行认知上的探问。《巴罗马》通篇没有实证主义者常用的被动语态,马林诺夫斯基用文本让读者明白,精密的观察是优秀民族志的必要基础,与此同时,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学家也与研究对象具有共同的人性。
  在对当地人信仰的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有些伤脑筋,因为他并没有发现当地人信仰的本质性内容,他反而发现涂尔干关于集体灵魂的推断站不住脚,因为“在田野里……人们必须研究处理集合在一起的众多个体灵魂,这些方法与理论概括必须在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特殊设计。对一种集体意识的假象,对民族志观察者来说是难有成果,毫无用处的”。他用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实际经验发现,“社会观念或信条”与“神学或关于信条的解释”不同,前者包括镶嵌于传统习俗、制度、巫术-宗教性中的准则、仪式与神话,它们引发情感反应并在行动中得到表达;后者包括三种类型的解释: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多数村民所持有的流行的或公开的意见,最后是个人的独特思维。
  马林诺夫斯基发现的是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人性,在他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特点,即复杂。“原始社会并非一个连贯一致的、合乎逻辑的规划结果,而是一个由相互冲突着的各种原则翻腾混合而成的合成物。”其中,人们具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说一套、做一套”,习俗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并不是铁板一块。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中呈现人类人性的多变,展示人们嘲弄规则的冲动。“文化的制度王国永远都在不断地被为自由而挣扎的个体所颠覆与买通。……文化并非同质的,在规则和冲动之间,结构与情感之间总会存在冲突。社会永远都在向其自身妥协以适应其内部争斗。”
  而对于不可测度的呈现,还包括了对美的描摹。作为曾经浸淫于波兰现代派运动的宠儿,马林诺夫斯基常常将自己的现代精神透过美表达出来。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并不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拥有审美能力的人文主义科学家,他对周围环境有高度的意识。从民族志到日记,马林诺夫斯基无处不体现出对美的细致描摹,以及对土著人情感的细腻揣摩。他的日记里充满了画家般的描写,各种关于快乐的表达跃然于纸面。小岛与弗格森紫色的高山形成对比,大海、天空、岩石和丛林的韵律使他狂喜,他感到音乐和海景的默契合奏。当然,这种仅仅停留于感官的审美体验并不足以说明马林诺夫斯基对于深层次美的探寻,他要求自己经常保持进行精神交流的状态,拥有“干净的心灵”,能够为本质上的整合和思想上的胜利而达到涅槃般的满足。
  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由于长期身处田野,进入土著人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体会那种超脱心灵的超脱、涅槃式的、纯净的和谐之美。有天傍晚,他看到了日落时分泛起涟漪的海面上的金银色彩。他是如此迷醉在阿姆弗莱特景色的荣耀里,他总能有所体悟,在改变意识的瞬间他看到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跃出这个世界的外观。这是一种超越于具体客体、接近于“本质”真实的体验,引发了他对世界的终极思考。
  (二)开启现代语言学的“情景语境”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幼年时就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在田野调查期间,他与当地人互动对话,并掌握和使用他们的惯用语,“直到说出来的话好似出自一个当地人之口”。马林诺夫斯基十分倚重语言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作用。1932年,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一定要掌握无文字社会人们的语言,因为“田野研究的成功有四分之三需要依赖对语言的正确态度与学习”,“不懂语言就没法深入!”在梳理语言重要性的过程中,马林诺夫斯基指出: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相互影响的,若是把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切割开来看,会导致整体的破碎,语言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期间,“每当土著人所说的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意念,一个独特的思想、相当完整的想法,或者特别含糊、意义不清的语词时,我便赶忙原样记下。很多文本,除了它们在语言学方面的重要性之外,还可作为体现土著观念的,没有外来杂质的文件看待”。但是,这作为文本的语言还无法直接理解和使用,因为“它的形式十分浓缩,全无联系,几近电报,但我们要记住,无论这些文本怎样重要,它都不是民族志研究者唯一的信息来源”。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研究者要在土著生活的语境中去了解它,另一方面,对语言表达方式有更深的了解和更多的掌握,使这语言对不只认识它,而且使用它的人更有意义。”这种将语言放置于情境中加以理解的思想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伦敦语言学派的研究思路。
  语言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我们想要理解一个部落的社会心理即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因为这受到他们特有文化的支配。至此,马林诺夫斯基具有启发性地指出,他并不是研究语言,而是去研究语言背后的意义,即研究语义,这是传统语言学中所缺乏的。“只有在语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志学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而这种将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区分开来,通过语言了解人类世界观的看法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早提出了二十多年。马林诺夫斯基关注基里维纳语言的特征,即词语分类和量化名词的使用,“分类”“构成成分”或“分类粒子”从语法上定义了说话者指称对象的实体。分类为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世界观提供了线索,“他们创造了语义的范畴,比如说人、动物、书和木质的东西、山药、身体部位、数字、火、时间、质量、形状、器具、服装和装饰品,还有仪式用品”。这些分类使知觉被有序地呈现出来,他发现了分类的实用性,有差别的功能为经济思想的建构提供帮助,而那是全人类的心灵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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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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