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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与可能的历史（节选）
我要从一则古老的传说开始。
查理曼大帝晚年疯狂爱上一个日耳曼姑娘。后来那位女子萧然逝去，国王命人将她那敷过香料的遗体搬入寝宫，寸步不离。杜宾主教惊惶于这骇人听闻的情欲，怀疑有魔法在作祟，坚持检验尸体，并在这女子僵硬的舌头底下，发现了一枚镶宝石的戒指。戒指一落入杜宾主教手中，查理曼就疯狂地爱上了大主教，并仓促命人埋葬那位姑娘。杜宾将那枚戒指扔进康定坦丁湖，查理曼便爱上了这个湖泊，在湖边徘徊，不忍离去。
让我来试着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如此引人入胜。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不寻常事件的串联：老年人对少女的痴恋、恋尸狂及同性恋情结，最后，当垂暮之年的国王欣喜若狂地凝视着湖面，一切都消退，化作忧郁的冥思。
恶作剧的卡尔维诺以重述的方式创造了查理曼晚年罗曼史的现代意义：被魔法蛊惑的皇帝，化身为一系列受离奇情欲困扰的形象，在不同的情欲关系里辗转，陷入无望追寻。老人最后在湖畔孤独的剪影，象征着现代人在自然的爱恋中寄托对永恒性虚无的索取。古老的传说在这里失去了作为文本的单独意义，卡尔维诺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读者变成了作者，故事得到了新的生命。
现在，让我来试着解释为什么用这个故事作为开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经常被遗忘的关于文学生产的事实：并不存在传说中镶着宝石的那枚唯一的戒指，文本的意义很多时候由它的阅读者来决定。故事的主角究竟是古老的魔法，还是情欲里辗转的老人，或是露出狡黠微笑的意大利小说家，取决于阅读者付出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文学及其意义的生产都来自作者与读者的合作，通过这些共同的努力，查理曼大帝晚年一系列难以索解的行为，从法兰克帝国到意大利再到此时此刻，不断累加，获得不同的意义。
网络文学实践的重要性在于，这种一直存在于意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跨时空的潜在合作，在新的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确实已经第一次被激发成为显性的现实文学生产模式。互联网取消中间环节，把创作、出版、销售与读者互动压缩在即时性的时空平面内，原本分布在时间两端的写作和阅读突然得以短兵相接，就像卡尔维诺出现在法兰克帝国乡间的火炉旁。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合作，从阅读阶段直接上移到写作过程，从意义的合作再生产第一次进入文本生产。
合作甚至发生在写作者之间。与人们想象中孤独挖掘内心或者寻找灵感的作家写作完全不同，这种新型文学生产仿佛一场在雷同时空里不断发生的接力赛。同一个题材，可以在一年之内出现超过千部类似的小说，主要人物生活在差不多的时代背景中，说着差不多的对白，走向差不多的命运，甚至高矮胖瘦性格特征几乎没有差别。但就是这样的写作，仿佛充满磁力，将越来越多的人吸聚在一起，使他们热情洋溢地投入讨论、互相赞美或者激烈争吵。赛跑者从前一个人手里接过已经成型的故事，添油加醋，或者从记忆里拽出另一个故事的线头，缠绕起来打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新结，再交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更像是18世纪法国农家火炉边的老奶奶，在漫漫长夜里给孩子讲一个从自己的奶奶那里听来的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或者像是在中国茶馆里开讲的说书人，依着听众的心情，选择说一段刘关张三结义、唐僧取经路上的离奇遭遇，或者富小姐后花园遇上呆书生。
真正让我着迷的，正是互联网所创造的这个违反“常识”的事实：充满着雷同的、在传统出版领域之外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学生产，不但并未因缺乏产权的激励而枯萎掉，反而在短短十数年内，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文学生产领域。2018年9月，第2届“网络文学+”大会发布《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该报告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指导，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腾讯研究院数字内容产业研究团队参与调研。报告显示，网络文学作品总量累计超过1600万部（种），驻站创造者数量已达1400万，签约量达68万，其中47%为全职写作，读者规模已经突破4亿人次，人均消费30.9元。，今天还非常悖谬地以IP之名深刻影响着整个大众文化生产的面貌同样根据上述报告，网络文学出版纸质图书高达6942部，改编电影累计1195部，改编电视剧1232部，改编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
网络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过于剧烈，以至于人们往往因为太过震惊而放弃思考它引发的真实变化。在一般观念和法律制度层面，人们仍普遍相信存在唯一值得追求的模式。诞生于早期文学商业化历史背景下的作家与文学财产权制度，就像充满魔力的戒指，在现实中支配着人们对文学的爱恋，以及对文学生产合法性的判断。法律不仅影响观念，也不仅是条文的集合，它牵连着一整套关于经济生活和行为模式的安排。当资本裹挟着法律提供的合法性与伦理正当性，将充满诱惑、串联一切欲望的戒指——作家、财产权以及围绕着权利所发展起来的产业链条——重新带入技术激发的新领域，写作者和阅读者之间结成的新生产关系不得不面对来自传统法律制度和商业模式的挑战和影响。
当意识到这种新生产关系的存在，以及它不得不面对前技术时代的法律制度和商业模式的限制和挑战时，我们就进入了一场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关键讨论。这场讨论以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命题，重新评估互联网技术所激发的文化潜能，更重要的是，讨论我们是否正在面临新的历史可能性，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来抓住它。
将技术背景的意义、对制度的反思以及中国网络文学生产的经验研究勾连在一起，我希望以网络文学为切入点，加入这场讨论。可能还没有任何一个知识生产领域，能够像中国的网络文学这样，激发如此惊人的大众文化生产参与和实践。正如伊格尔顿（1980）所言，现代社会的文学既通往意识形态的生产，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在网络平台上，中国人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生产着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想象与意识形态。盛大文学曾用一种浪漫主义的语汇来表达公司的梦想：
每一个人都在写作，写作他的内心，写作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写作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人生状态，他们对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想象。
尽管这种想象并没有完全脱离对文学意义的传统假设，但写作与想象爆炸的可能性，却实在地反映了网络与文学生产结合之后的盛况。在价值和意义日益更深地卷入人的行动的现代情境下，要加入关于技术和法律变革的讨论，思考“人们应当怎么选择”，可能离不开对“人们想要怎样的未来”的理解，而在文学生产控制了大众文化消费内容源头的今天，“人们想要怎样的未来”实际上取决于“人们可以用怎样的方式来想象现在和未来”。对于制度的讨论——非常迂回而真实的是——它与文学生产的未来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现有的制度预设了怎样的文学生产方式，技术变革激发了怎样的新的可能性，蓬勃繁荣的网络文学生产究竟由怎样的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提供支持，既有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又如何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一领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理解以上问题，又将如何帮助我们进入这场关于技术和法律未来的讨论？这是本书想要努力尝试回答的经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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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学之思”微信公众号 2019-07-26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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