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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沛照]从民间仪式到文化展演
——湘西“苗族四月八”的人类学解读
  作者:陈沛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0-28 | 点击数:3684
 

  四、“苗族四月八”节日变迁的动因

  变迁是人类永恒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在具体的历史时空过程中,影响变迁的因素复杂多样。对于湘西“四月八”而言,国家权力、市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苗族文化自觉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成为这一个民间节日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1.国家权力的介入与推动

  对一般普通民众而言,国家通过对节日符号的具象化控制,可以在具有一定边界的共同体内部建构出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包涵着承载混合和重叠认同的空间和力量”,[8]内化为规范共同体之集体行为进而成为行使国家话语权的机制或规范,从近几年湘西“苗族四月八”的举办主体和运作过程来看也的确如此。由于民间力量很难有足够的经费和组织力,村寨精英也大都被纳入国家权力的序列之中,而政府在节日庆典经费的筹集、参与人员的组织以及后续事宜的安排等方面都占有巨大的优势。2013年山江镇“四月八”,政府投入经费4万余元,工作人员100余人,组织当地群众演员500余人,确保了节日的隆重和有序进行。此外,作为“四月八”节日的延伸和产业打造部分,从“文化塔台、经济唱戏”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再到文化遗产申报等,都不同程度彰显了国家权力的植入,从而改变了以往主要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文化展演格局。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国家权力的介入与推动并不是盲目出现的,“在权力意志的控制之下,人们的信仰看似是自由意志的表达,但在其背后又蕴含着一套国家话语或知识体系”。[9]这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双重需要,纯民间的仪式展演并不一定能够实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契合,它需要最终嵌入于国家发展的总体轨迹之中去。

  2.市场话语中的“拉”与“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湘西苗族逐渐融入了一个更大的区域甚至全国市场中。很多人通过求学、经商、从政、务工等途径进入到城市社会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打工潮”的兴起,大量的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到东南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因此,每逢“四月八”举办,主要参与人员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以外,就是各地苗寨的中老年人了。很多民间技艺呈现出青黄不接的局面,比如苗族武术和舞狮表演,老年人已经是力不从心,刚刚上场几分钟就气喘吁吁;而年轻人大多远离故土,即使仍然有少数在家,他们也很难承担起对这些传统文化活动的保护与传承重任。即使是文化的负荷者本身,也并不能通过对这些地方性文化的习得来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所以很多技巧性的节目干脆就由旅游机构的专业表演队伍来承担,比如上刀梯、踩炭盆、吐火龙、打苗鼓等等。“原生态”的节目面临着现代娱乐方式的极大挑战,许多由苗族自编自演的反映当地生产生活的歌舞,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身着艳丽苗服的现代广场舞所替代,在时空的分延中表达着对变迁的感悟。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所特有的“拉力”面前,苗族社会内部也呈现出一种外向型的“推力”。人口的流动改变了原有的社区结构和文化基因,也重构着作为传统仪式的“四月八”的展演形式与文化内涵。

  3.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

  “苗族四月八”是苗族人民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中所生发出来的和特定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人文事象。苗族漫长而辗转的迁徙史以及居于南方山地的自然环境,练就了他们刚毅坚强的民族性格和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在“四月八”这样的集体行为之中,通过仪式和歌舞来抒发心中的豪迈气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苗族传统文化一直适应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着自身文化系统的内在平衡,传承着苗族文化的内在特质。当“四月八”还是一种纯粹的民间仪式之时,跳花跳月、英雄祭祀是其恒久不变的主题;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需要寻求民间节日的举办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这样,节日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就顺理成章了。由此来看,当社会文化生态发生改变,如市场体制的引入、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等,传统“四月八”的形式、内容与价值表达自然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反映了民间节日面对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所做出的调适。

  4.苗族社会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眼里的“文化自觉”是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主体感受和实践。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10](P188)因此,“文化自觉”也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潮流对地方社会冲击之时,地方社会所做出的一种群体性的本能的应对方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也不是天生就有的,它也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民族精英分子话语权运用的结果,在和其他民族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呈现着自身的文化表达。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冲击下的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转型过程,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在民族精英中间所投射的文化自觉意识也开始在民间社会播散与成长,人们逐渐开始主动对自身的文化进行思考、挖掘和展示。

  “苗族四月八”节日的代代相传与生生不息,正是在共同历史记忆、共同血缘地缘以及“四月八”作为族群标志的基础上的苗族群体意识的表现。通过仪式的表演与象征来打造苗族社会秩序、加深社会记忆,实现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湘西苗族虽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边缘地带,但是族际交往互动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和无法阻挡的趋势,与周边地区汉文化、土家文化的接触和濡染,加快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与重构过程。尤其是民族精英的孜孜不倦,使得“四月八”打破了以往的自说自话状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21世纪初以来,经过苗族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与经济精英不遗余力地倡导与打造,“四月八”成了湘西民族文化最为靓丽的一张名片。

  五、展演中的民俗:民间节日的“真实性”与“场景性”

  作为一种民间仪式的“四月八”,在民族地区社会转型加快和文化资本化趋势的情况下,呈现出从“仪式”到“展演”的嬗变。在此情形下,民间节日也在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的文化含义。随着湘西苗族地区旅游业的兴起,“四月八”在留存自身的“文化真实”的同时,也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舞台真实”。

  1.民间节日的“真实性”

  一般而言,民族文化的“真实性”是相对于“商品化”而言的。有人对文化的商品化深感忧虑,认为民俗的再造是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舞台真实”并没有改变文化的原初形式,文化产品反而通过舞台化的方式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11]历史学家侧重于探求时间序列上的民间文化的真实面目,但人类学更看重的是空间中的民间文化的结构和功能。从文化的变迁性来看,当代“四月八”的文化展演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舞台真实”,而隐藏在“后台”的则是不能随便向外人展示的玄乎神秘之物。为了保证前台表演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就必须保证后台的神秘感和封闭性。[12](P104)在官方机构包装宣传的单向话语之下,受众对文化的舞台化本质是无法分辨的,结果把所看到的均视为“真实”来进行概括。传统是历史的积淀,湘西“四月八”所展示出来的文化场景几乎都是基于“苗族”这一文化符号所衍生出来的“舞台真实”。舞台真实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文化的本真表达,但它并不等于原生文化在舞台上的真实表演,而是通过艺术的提炼与加工,使原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通过合理的真实性的设计,作为后现代对文化真实性反应的民族文化不仅使“真实”获得了“可持续性地发展”,还使原生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民俗本身无所谓真实与伪装,它总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或人文生态环境之中适应时代的需求。湘西“苗族四月八”所呈现的舞台真实并非是狭义的舞台表演,而是东道主通过对民俗的文化再创造向游客呈现的画面。游客对真实性的理解取决于他们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所悟出的感受与体验,并没有规定的文化程式和框架结构。

  2.“场景”中的“真实”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因为共同的血缘、地缘、语言、迁徙历程、宗教信仰等,苗族形成了一种“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认同。现代性的渗入使不同群体的文化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纠葛,文化主体也往往处在多种“真实”的模糊认知状态。民间节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进一步唤醒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得到足够的话语空间之后,沉寂多年的地方文化又重新被搬上舞台。由于旅游业的发展给民族地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不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开始认识到需要有一种经过重新包装的地方文化来呈现“舞台真实”,以增强对游客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对湘西苗族而言,他们在“四月八”中的表演无疑是对苗族自身生活和信仰世界的“真实”叙事,但这种叙事的场景性也尤为明显。经过当地精英分子的重新设计,“四月八”得以登上舞台,也许这种真实性在他们的眼里本身就充满着各种差异性与复杂性,但是作为对“他者”的舞台呈现,这种纠结之感足以在登上前台之际得以释然。同时,在苗族社区内部,人们对“四月八”真实性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旅游开发中的受益群体明显要比非受益群体更加看重节日的真实性,而后者则更多认为这是一种经过改造和包装的民俗,和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经典形象相去甚远。可见,当地人对于“四月八”节日的真实性表达有着自己特定的场景性选择。当这种民俗活动符合自身及其群体的价值取向及其基本利益需求的时候,“四月八”就是从族群历史中承袭下来的真实文化表达,反之就变成了一种想象中的真实或商品化的存在。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所兴起的民族文化旅游仍然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路径选择,任何的“我们”并没有理由去完全代替当地人进行文化设计。在对文化符号的改造借用和游客符号消费的有机契合下,东道主和游客才能各得其所,前者通过文化展演实现了对“四月八”节日与时俱进的创新和重构,可以极大地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后者则获得了一种形式新颖而令人愉悦的“异文化”的符号体验。因此,作为民俗活动的“苗族四月八”,在民族文化旅游风起云涌的时代,其核心意义不仅在于真实性或当地人在不同场景中的真实性选择,更是苗族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展示了当地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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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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