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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琪：比如您在会上讲到的戴维斯（H.R Davies），以及他和后来的学者，如凌纯声等人的关系，也谈到戴维斯的云南民族分类对后来的民族识别的影响。那些东西您是从哪里看到的？
墨磊宁：应该是通过看凌纯声等人的文章知道到的，他们的文章里常常会谈到戴维斯。当时，我不知道戴维斯是谁，但好像每三篇文章中就会有一篇提到这个名字。后来，我看了戴维斯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这本书，这本书的附录里谈到了民族分类。我是从这一天开始注意到丁文江，注意到他编辑出版的《爨文丛刻》，还有李济等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越来越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详细说来，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学家们不太愿意按照语言学家的角度进行民族分类，但是，除了语言之外，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做一个民族分类，如果按照宗教、文化进行，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民族什么宗教都没有，这就不好分析。但是语言谁都有，所以把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是最有代表性的，是非常有用的。另一方面，看他们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也并不是很满意语言这个民族分类标准。为什么不满意呢？并不是因为戴维斯是老外，而是因为语言不能在所有的情况下代表民族，所以他们对这个民族分类有点不满意。其实戴维斯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他很清楚地在他那本书里面提到语言不能作为民族的代表。对于他们而言，最理想的就是做体质人类学，他们想如果以后有机会，也做体质人类学的分析。但当时暂时没法做，所以他们只能依据语言的分类，体质人类学还要等待later generation（后辈）去做。但是，过了10年、20年、30年、40年也还是没有人做，还是凭原来语言学的标准进行民族分类。所以，就像彭文斌老师说的“中国化”“本土化”，其实不是“中国化”，而是“民族学化”，因为他们是民族学家，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不太喜欢凭语言进行民族分类。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凌纯声、马长寿提出民族分类法都是在1936年，他们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他们的民族分类法和戴维斯差不多，但是他们把所有的“语言”这个词都去掉了。比如，戴维斯所写的是藏缅语系，但是他们把“藏缅语系”这个“语系”去掉了。
后来，到4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的民族学家所写的文章里，都不谈语言，而是谈民族。但是，跟以前的民族分类仍然差不多。不仅是他们所承认的二十几个民族分类是一样的，而且民族分类的结构也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结构有五个层，最大的是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里面应该有两个语族，还有语系，还有语言、方言等。语言和民族一样，就是他们用来作为representative(代表)的东西，即语言民族方言的支系。如果我们看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分类法，完全是按照这种五层的分类法进行的。所以，可以从很多角度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刘琪：那您接下来还准备在这方面继续做一些研究吗？能透露一下您会找什么题目吗？关于民族识别，您有哪些著述呢？
墨磊宁：我对语言非常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会做一些语言方面的研究。题目嘛，还不好说。我的第一本书很快会寄给出版社，这本书是关于1954年的民族识别的。书名可能会叫Coming to Tems with the Nation。这可以说是一个双关语，在英文中，coming to tems的一个意思是“接受”，如果我coming to tems对这件事情，就是我接受了；另外，tem还有一个意思是名字、名称。因为做民族名称、民族识别的过程都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所以是coming to tems with the nation。此外，nation这个词也指民族。书名大意是指中国民族的构建过程。至于以后的计划，我有很多想法，现在还在考虑之中。
刘琪：也就是说民族识别是您这段时间最关心的问题，那您在西南地区还有其它关注的问题吗？
墨磊宁：有，是在贵州。在50年代，有几个少数民族没有语言文字，中国政府当时派了几个语言学家到贵州去，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这样说，我最喜欢的东西一方面是语言，一方面是科学，即科学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比如，我们这次学术会议只有几个研究员来参加，外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可以说，我们在大厅的知识范围很小，就像三、四十年代民族学家的情况，他们认为云南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但除了这二十几个学者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己经有无数的人知道了云南有二十几个民族。50年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非常喜欢思考这一过程，就是原来范围非常小的一个想法，通过一个历史过渡，变成了一个common sense（常识）。就像北京时间是在1949年才出现的一样，以前中国有50个时区，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北京时间是理所当然的。以前认为需要要统一时区的人很少，但是现在呢，有13亿的人都想统一时间，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北京时间在50年中，从很少的一部分人发展到了全世界人都相信的东西。
刘琪：您1988年第一欠到中国，到现在快10年了，您对中国，特别是对西南地区，有什么印象？有没有认识其他研究西南的学者？
墨磊宁：我在北京呆了总计有3年的时间。我在西南的时间，在昆明应该待了3个月，后来在成都待了3个月。我走过的地方还有重庆、大理、丽江，以及成都周围的几个村子。感觉非常好，比北京舒服得多，生活的节奏慢些，而且大家对人很热情。我非常喜欢。
我认识几位西南研究的学者。我和张兆和老师在6年前就开始通过e-mail联系，但是，在到大理开会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见过我。我们后来成了同屋了。（笑）在报到那天晚上，他十二点进入房间，我说:“你好，你好！”我对他很热情，因为我知道他是谁，但他不知道他的同屋是谁。后来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是Thomas Mullaney！”他说：“哦！！”此外，我认识的学者还有郝瑞（Stevan Hanell）和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麦特•汉森（Mette Hansen)。还有彭文斌老师，我们2001、2002年左右在华盛顿见过一次面。还有施蒂恩（St phane Gros），他是研究独龙族的一个研究员，他是法国人，现在在美国。他在法国的时候，我们合作做过一个期刊的专题，与1954年的民族识别有关。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通过e-mail联系，到2006年才在斯坦福大学的夏令营见面。我也认识一些中国本地的学者。如原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的郎维伟老师，西南民族大学的蔡华老师。比较老一辈的有王晓毅老师，他是研究西藏的；孙宏开老师。还有寥旭龄，她原来是傅懋绩的学生，后来他们结婚了。
刘琪：这次是您来中国参加的第一欠关于西南研究的会议吗？您对这次会议有什么评价？
墨磊宁：我很喜欢这次会议。我觉得这种会议办得越来越好，就像今天会上，发言结束以后还有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我觉得学术会议应该让发言者把还没有做完的研究讲给大家听，请他们指教。所以，如果没有时间让大家提意见的话，对发言者没什么好处。而且参加会议的研究员如果不能直接问发言者，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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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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