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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赖希尔]比较视野中的中世纪英雄诗
  作者: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   译者:陈婷婷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2-03 | 点击数:2701
 

  从上文提及的故事梗概中,我们还可以辨识出《贝奥武甫》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即它分为两个非常独立的部分:贝奥武甫在其事业初创期建立的种种英雄业绩和他年老时最终遭遇到的可怕而致命的敌手。19世纪,荷马研究者中的“分辨派”的观点逐渐受到重视(即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以被视为包含若干篇幅较短的英雄歌),所谓“短歌说”(Lieder theorie)的支持者们也同样地认为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产生于一连串独立的英雄短歌(heroic lays),而《贝奥武甫》自身的两分(双重)结构(bi-partite structure)似乎也成了这一论点成立的佐证。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认为《贝奥武甫》的第一部分实际上包含有两篇短歌,一篇由叙述者讲述,另一篇(与第一篇有所不同)由贝奥武甫向海格拉克国王通报自己在丹麦的历险时亲自讲述(第2000至2151行)。此外,毋庸置疑的是,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史诗《贝奥武甫》被注入了基督教观念,而这种观念与史诗中所再现的异教历史背景并不相符。诗中,叙述者告诉读者,丹麦人向他们的异教神献祭,祈求护佑以对抗魔怪格兰德尔(第174至182行),但叙述者又让贝奥武甫告诉赫罗斯加,在格兰德尔的母亲就快要把自己置于死地的千钧一发之时,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庇护”,这位“人类的统治者”让他开眼,看到一柄神力无穷的宝剑挂在墙上(第1658至1661行)。此处提到的“人类的统治者”和史诗中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指称无疑指的是基督教中的“上帝”。“短歌说”的早期热衷者们曾一度忙于将《贝奥武甫》中所有的基督教因素统统剔除,但所得之结果并不令人信服。《贝奥武甫》的读者已经开始像我们一样意识到,不论这首史诗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其创编当属于基督徒,而不是信仰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外,不论这部史诗两部分内容间的一致性联系显得多么薄弱且不明确,在缺乏其他可供参照的版本的前提下,《贝奥武甫》只能被当作一部诗歌来加以阅读和阐释,以与抄本中传递的文本相一致。

  关于《贝奥武甫》中的基督教因素,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之前,这部史诗不可能已经具有了现在的形貌。基于这个推论,《贝奥武甫》有可能是创作于公元7世纪的,同时有学者已经提出——其中以多萝西·怀特洛克(Dorothy Whitelock)的提法最为可信——与公元7世纪相比,公元8世纪更有可能是《贝奥武甫》真正的成书时间,因为那时基督教已经牢牢扎根。当然,很可能有一种历史背景可以与我们对《贝奥武甫》的描述相对应。即使对这些较早产生的有关贝奥武甫的传说而言,也有一个时间的上限可以追溯。通过查阅中世纪史学著作,学者们考证出国王海格拉克是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他于公元521年在一次遭遇法兰克人突袭的战斗中牺牲。很明显,有关贝奥武甫的传说只可能在公元521年之后产生。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不断主张史诗《贝奥武甫》产生较晚的观点,认为这首史诗形成于公元10世纪。关于《贝奥武甫》产生的年代是早是晚,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证据的本质是如此不易触及,目前为止在各种争论中,尚没有一种观点得到广泛采纳。

  至于特性形容修饰语和诗歌句法方面,赫克托耳·查德威克(H.M.Chadwick)早在1912年就注意到《贝奥武甫》与荷马史诗之间平行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类似特征。例如,在荷马史诗中,关于国王的隐喻常使用“子民的庇护人”(poimēn laōn)和“阿开亚人的保护者”(herkos Akhaiōn),而反映在《贝奥武甫》中,则为“子民的庇护人”(folces hyrde)和“丹麦人的保护者”(eodor Scyldinga)。对复合词、程式句法和变体的使用构成了遍及《贝奥武甫》全篇的形式特点,其中许多复合词只见于诗歌中。《贝奥武甫》开篇的头三行就可以说明这些特点:

  Hwæt,we Gar-Dena in geardagum,

  Þeodcyningaþrym gefrunon,

  huðaæþelingas ellen fremedon.

  诸位安静!我们已经听说,

  在遥远的过去,丹麦的王公、首领,

  如何将英雄的业绩一一创建。

  在以上诗行中,组成三个复合词的各种要素可见于诸种搭配中,我们不妨以“子民的君王(‘þeodcyning’[people’s king])”为例:在《贝奥武甫》中,cyning与beorn、eorð、folc、leod、guð、heah、sæ、worold、soð以及wuldur搭配,产生数个名词性复合词,意义分别为“英雄般的国王”“大地之主”“万民之王”“子民之王”“战争之王”“至高无上的君主”“海洋之王”“尘世之君”“真理之主”和“荣耀之主”;其中soð-cyning和wuldur-cyning指的是基督教上帝而并非尘世里的君王。同样地,“子民(þeod,people)”一词也可在诸如“胜利的子民”(‘sige-þeod’[‘victorious people’])、“人类的子民(‘wer-þeod’[‘people of men’])”这样的复合词中找到。一些富有隐喻性的复合词常被划分为“隐喻语(kenningar)”,例如用“天鹅之路”(‘swan-rad’[‘swan-road’])或“鲸鱼之路”(‘hron-rad’[‘whale-road’])隐喻海洋,用“战斗之光”(‘beado-leoma’or‘hilde-leoma’[‘battle-light’])隐喻锃亮的宝剑。《贝奥武甫》的开篇几行同样可以用来进一步说明“变体”这一概念,即“句法上平行的、享有共同所指并出现在一个单句中的语词或一组语词”。在第二行中,“kings ofthe people”是第一行中“Spear-Danes”的另一种说法;同样,第三行是前文意思的变相重复。复合词连同变体(同时还有插入式结构)的频繁使用使得《贝奥武甫》的叙述节奏呈现出缓慢推进的态势,这恰好与该史诗在叙事中以言语、对话及精心设计的场景来展开的广度相吻合。

  该史诗的第一行同样是程式化的。程式早已被认为是日耳曼诗歌的基本构成要素,但随着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的比较研究得以展开,程式分析法才被精确而缜密地运用于分析像《贝奥武甫》这样的史诗。在对南斯拉夫的口头叙事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帕里和洛德已经注意到这些诗歌是高度程式化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古斯拉歌手(guslari)之所以能演述长篇的史诗,其实并不是靠他们对史诗内容的记诵(memorization),而是凭借其娴熟的技艺巧妙处理程式化的诗行、母题和场景(称之为“主题”)。这使得叙事者即使有时候一时忘词,可以照样毫不迟疑、从不间断地演唱史诗;同时还可以使演唱者根据场合需要来延长或缩短其演述。尽管程式句法是口头史诗的典型特征——至少是许多口头叙事诗传统所拥有的特征——但在《贝奥武甫》和其他中世纪叙事诗这种被认为有可能繁荣于口头环境(oral milieu)的诗歌中,并没有出现表明其口承性(orality)的特定标示。即使有些古英语诗歌似乎明显表现出“非口头”的特征,例如对希腊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中诗歌的古英语翻译,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都是高度程式化的。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贝奥武甫》基本上是口头诗歌的代表,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它属于书面文学的范畴,后者已经被杰出的日耳曼文学专家安德烈亚斯·霍伊斯勒(Andreas Heusler)所证实。霍伊斯勒认为,只有英雄短歌才是日耳曼民族的共同遗产;英雄史诗则是盎格鲁─撒克逊语族创造的产物,是在诸如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这样的书面史诗的影响下产生的。通过观照经过充分研究的南斯拉夫口头叙事诗可以发现,语言学上有紧密联系的传统,诸如克罗地亚传统、塞尔维亚传统、黑山传统和波斯尼亚传统,他们在共享共同遗产的同时却也各行其道。只有波斯尼亚人才口头创作具有史诗广度的、篇幅较长的叙事诗;而身处其他南斯拉夫传统中的人们则演唱较短篇幅的英雄歌(junačke pjesme),这类歌的长度通常在规模上更接近于英雄短歌而不是英雄史诗。所以,没有理由假设盎格鲁─撒克逊语族的史诗天才只有在书面史诗的影响下才能产生。

  几个世纪以来,对于《贝奥武甫》的评论一直聚焦于将该史诗当作文学作品来加以解读,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的,“(《贝奥武甫》)就是一篇充满无止境的指号过程(unlimited semiosis)的文本”。但是,关于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贝奥武甫》是否合适的质疑早已产生。早在1965年,肯尼斯·赛瑟姆(Kenneth Sisam)就已指出:将《贝奥武甫》作为一首口头创编和演述的诗歌加以解读,将有助于理解文本中出现的不一致性。一位口头诗人总是关注近在咫尺的场景,精心设计细节;这些细节在另一不同场合有可能被删除或以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呈现。据说魔怪格兰德尔有一只口袋,在贝奥武甫的叙述者中是他缴获的战利品;但在贝奥武甫与魔怪的实际交战中,压根没提过这个口袋。史诗对鹿厅举行的两场宴会进行了细致描写,尽管赫罗斯加国王的女儿弗丽亚瓦露(Freawaru)公主并没有出现在这两次描写中,但她在贝奥武甫对自己远征丹麦的描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诸如此类的变体和重心转移似乎昭示着《贝奥武甫》是在口头环境中创作的。尽管处于帕里、洛德的口头学说框架内外的研究均对这种口头背景仔细探究过,但确凿指向口头创作的线索的缺失,特别是其他版本和异文的缺失,留给《贝奥武甫》一个口头创作的背景,这一背景肯定是预先假设的,但比我们期望的更为模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贝奥武甫》的诗人设想为一位醉心于古物收集的诗人,他借用了传统的诗歌材料和语体风格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他对口头史诗的模仿就已到了成功的极致,以至于我们觉得有理由将《贝奥武甫》看成“司歌仆”(盎格鲁─撒克逊歌手)演唱艺术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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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民族文学学会” 2018-04-02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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