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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娟]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
  作者:张志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2-11 | 点击数:10391
 
 
  二、延伸期(1893-1923)
 
  第二阶段始自1893年,这一年,美国传教士菲尔德(Adele Marion Fielde,1839-1916)的《中国夜谭》问世,这是第一本以现代田野作业方式采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
 
  菲尔德,有关文献作斐女士或斐姑娘,因病逝的未婚夫姓Chilcot,她也自称“旨先生娘”。1873年2月,斐女士被浸信会派来中国,在潮汕地区服务近15年。她在此开办“明道女学”,培养本地的女传教士和《圣经》教师;1883年出版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潮汕方言词典》(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a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创立了一个潮语的拼音体系。她写过中国亲历记两种,一是1884年在波士顿初版,后多次再版的《塔影:中国生活观察》(Pagoda Shadows: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1894年在伦敦和纽约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一隅——在中国人之间生活的考察》(A Corner of Cathay:Studies from Life among the Chinese)。两本书名称相近,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书中不少章节关乎民俗,如婚嫁丧葬习俗、儿童游戏、奇妙的人和动物、各种各样的迷信等;部分曾在《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连载。
 
  菲尔德声称自己“时不时在外国人从未涉足过的村庄逗留”,她对中国人生活的考察“得益于熟悉当地方言和妇女”:“我从社会各个阶层和男女双方都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所有记录都经过本人充分的观察验证。文中所涉及的题目都跟当地人讨论过,所得结论也都是为大家所接受的、真实的”——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群众基础,菲尔德记录了十七年间(1873-1889)听到的、由不识字的中国人用汕头方言讲述的四十则民间故事,写成《中国夜谭》,并因此得到赵景深对该书民俗学价值的一点赞许。作者表示“其中没有任何一则曾被译成过欧洲语言,甚至所有中国书上也找不到”;“这些故事展现了在中国流传数百年的观念和风俗”,“显示了种族的特性”。
 
  菲尔德有着清晰的民俗学学科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她最初搜集故事只是为了获取汕头方言的口语语料,但不久发现故事如斯丰富且深刻揭示了本土人民的想法,于是后来每得到一个故事线索,就让讲述人单独复述给她听,同时自己迅速用罗马拼音记录下来,以便兼顾意义和词句的保存。
 
  编完《中国夜谭》后,1895年,菲尔德写了一篇《中国民间故事的特质》,发表在《美国民俗研究》上。文中提出,中国地广人众,历史悠久,其文化因隔绝闭锁而自成一体;民众大多没受过教育,却在生活的压力和挣扎中发展出一种高阶的与生俱来的智慧。虽然外来研究者可能遭遇种种困难:方言阻碍、各地风俗有别、难以接近民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家庭内部,女人们的居所)、东西思维差异等,但中国无疑是民俗学者的理想之地(an ideal field for the folk-lorist)。
 
  菲尔德似乎开启了一种修辞,数十年后,翟孟生(Raymond D.Jameson)在其《比较民俗学方法论》一文中再次满怀热情地说道:“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China is the folklorists’paradise)。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切,吸取了一切,并且什么也没有忘记。几乎没有一种信仰、一个故事或一种习俗不是仍然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某些最遥远的地方。”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菲尔德或翟孟生那样意识明确、表达直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出自异域人士之手的中国民间文学资料集大量涌现:歌谣方面以1896年韦大列(Baron Guido Vitale)《北京的歌谣》和1900年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的《孺子歌图》声名特著;而故事集多达十余种,如韦大列的《中国笑话集》,戴遂良(Léon Wieger)、皮特曼(Norman Hinsdale Pitman)、亚当(Marion L.Adams)、白朗(Brian Brown)、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麦嘉湖(John Macgowan)、卫礼贤(Richaid Wilhelm)等人的中国童话或民间故事集。适逢本土民俗学运动的勃兴,韦、何二人所编歌谣集成为最早真正影响到中国学界的作品,尤其韦大列关于歌谣与“民族的诗”的说法经《歌谣》周刊发刊词引用,一举奠定了中国歌谣学两大走向之文艺一派的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歌谣征集的成果也被转译到英语世界。文仁亭(E.T.C.Werner)在《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1919年创刊于上海)上写道:“最近,北京公立高校官方报纸的编辑想到了很棒的主意,他请学者们将各自省份或地区目前流行的小调寄送给他。而学者们来自中国各地,他由此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北京大学日刊》从1918年5月末起,揭载刘半农编订的《歌谣选》,共出一百四十八则。文氏认为外国读者或许感兴趣,于是翻译了其中一部分,附汉语原文并加注解,以《中国小调》为题,分五期连载于《新中国评论》,不久结集出版。又有中国学者迅速读到这部“文讷的《中国的俗歌》”,将它与韦大列、何德兰、平泽清七的歌谣集并提,称为四本“研究中国近代歌谣的书”。相应绍介转发《歌谣》周刊,为更多读者知晓,后续著录歌谣专书名目时,此书经常被提及,然则真正经眼过的人却寥寥。
 
  三、交融期(1924-1949)
 
  如果说上阶段,西方和本土的中国民俗研究只是偶然交汇,那么随着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和中国化,随着国际汉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二者开始进一步融合,互相渗透,或协力共谋,或交锋对峙。
 
  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1922)和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席卷全国。这两个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人管理的宣传外国教义的学校了……教育成了学校的主要目的,传播福音只能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同时教师队伍中,中国人已成多数。之后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校内中国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教会大学角色的变化加速了它的发展。1900年以前,所有基督教大学每年入学总人数不到200人,直到1926年,入学总人数才经常超过3500人。1936年,基督教大学生人数是10年前的两倍,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到1947年,教会大学有学生12000人,数年间,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2-20%。
 
  教会大学的民俗学教学与研究,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倡导者既有对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感兴趣、以“抢救”式心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传教士,也有被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激发民俗学热情的中国学者。他们成立不同团体,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并发布研究成果,前者如北京辅仁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和《民俗学志》,后者如福建协和大学的福建文化研究会和《福建文化》。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压力,部分传教士团体逐渐向中国人开放。以成立于华西协和大学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早期这是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学术团体,1931开始修改章程,不限人数,继而鼓励国人入会。随着中国会员势力的发展,杨少荃(S.C.Yang)1936年成为学会第一任中国会长。他主张扩大学会规模,寻求与更多中国学者的合作,体现更多中国性。
 
  西方的中国民俗研究者纷纷执教教会大学,与本土知识分子联络更密切。他们的研究由于得到中国籍师生的帮助如虎添翼;其成果、观点也以组织机构、学术刊物和课程讲演为依托,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1915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为例,在之江大学教授宗教比较研究课期间,他发动在读学生、毕业生和朋友们,为本校博物馆收集了两千多张家庭供奉的纸祃(或称“马张”),其目的既是了解中国人的宗教背景,“也为促使中国学生欣赏他们自己的宗教遗产”。基于这些纸祃样本以及在杭州周边的田野调查,队克勋完成了一部被时人誉为“继高延、禄是遒的鸿篇钜制后,关于中国农民宗教最下苦功的归纳研究”之作。
 
  一门学问,一旦走进课堂,编入学科建制,其影响力便远胜从前。教会大学的中、外籍教师通过教学和实践激起更多学生对于民俗学的兴趣。
 
  黄石、李世瑜、李慰祖等人都出身教会学校。黄石就读广州白鹤洞协和神科大学期间,随校长龚约翰博士(Dr.John S.Kunkle)研究宗教史,据其追忆:“他不但增加我对于宗教的知识,并且把我引入一个神奇美妙的新世界……乃是我们的远祖,靠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神话世界!”黄石的《神话研究》正是在龚氏的支持和帮助下写成。又如禄是遒神父的“中国迷信研究”曾在震旦大学讲授;辅仁大学的民族学民俗学课程引导赵卫邦、陈祥春等一批年轻学者亲近民俗研究,类似的例子很多。
 
  除了作为主要受众的中国学生,也有不少西方人在教会大学修习。比如金陵大学华言科便是面向来华传教士。华言科常年邀请教会内外的名人到校演讲,内容关涉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诸问题,像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讲过“中国礼节”,Mechlin的“中国成语”,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主讲“中国人的生活与习俗”等。又如1913年成立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数以千计的欧美人士在此接受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1924-27年,传教士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全职教授“中国社会习俗”等课程;30年代何乐益(Lewis Hodous)做过系列演讲,介绍中国文化遗产,很受听众欢迎;罗金声(Clifford Henry Plopper)受邀主讲中国谚语,翟孟生的“中国民俗学三讲”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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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微信公众号(folklore-forum)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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