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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韬生平：礼臣与乡宦
霍韬于成化二十三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石头乡，年幼时跟随家人在家务农。弘治十八年入乡塾，正德九年二月，会试第一。同年三月，参加廷试，赐二甲第一名进士出身，观政吏部。六月，归家成婚。正德十一年，入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讲学。正德十六年六月，回吏部任职。八月，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十月，上《大礼疏》，支持明世宗考“兴献王”。之后霍韬的人生轨迹，则以参与“大礼议”和回乡“宗族建构”两项关键议题作为主要内容，多次反复。具体而言，根据《明史》本传记载，可按照若干标志性事件进行分期：
大礼议I：嘉靖元年正月至十月——上《嘉靖三札疏》，支持世宗考兴献王。
明世宗即位之初，即带来了当考生父兴献王还是考孝宗(先皇武宗之父)的问题。霍韬不惜背弃持考孝宗立场的座师礼部尚书毛澄，往复三次相质难，“知澄意不可回”，[2]十月便上疏明世宗，正式表明立场，支持考兴献王，成为了张璁的重要支持者。
宗族建构I：嘉靖二年至六年——辞官归家，整顿宗室。
嘉靖二年，杨廷和得势，张璁一派或贬或归。霍韬也称病归家。嘉靖三年，明世宗开始着手重新议尊崇所生事宜，霍韬被两次催促进京议礼，均称病推辞;嘉靖四年，在家乡建立祠堂和石头书院;十二月，霍韬仍然是固辞了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的任命。
还朝：嘉靖六年至七年——还朝，主修明伦大典。
嘉靖六年，在明世宗的再三催促下，霍韬终于返回朝廷，先以有南方口音为由拒绝参加经筵日讲，后献《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同年九月迁詹事兼翰林学士，霍韬再一次推辞不就。七年四月进礼部右侍郎，霍韬一再力辞，并推举其他同僚，最终也未上任。七年六月，明世宗着手修《明伦大典》，霍韬参与此事。之后，明世宗超拜霍韬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霍韬再次拜辞。
大礼议II：嘉靖九年——反对天地分祀，与世宗决裂。
世宗在“大礼议”之后继续谋划让兴献帝称宗入庙，因而在嘉靖九年，要把天地合祀改为天地分祀，受到张璁等继统派的质疑和反对。此时给事中夏言上《请举亲蚕典礼疏》，建议天子亲耕于南郊，皇后亲耕于北郊，正迎合明世宗所追求的南北郊分祀。霍韬却不再支持皇帝。他与方献夫等明确反对天地分祀，并公开猛烈攻击夏言，导致尽人皆知。夏言大怒，以“无君七罪”弹劾。此时形势逆转，夏言已成世宗最得力的喉舌，霍韬攻击夏言，并将世宗的真正意图暴露人前，因而下狱。一个月后，世宗感念当年议礼之功，将他释放。不久，霍韬以服母丧的名义再次返回岭南家乡。
宗族建构II：嘉靖九年至十二年——家族整顿。
从此，霍韬在明世宗谋求为生父立庙的整个过程中都未再发言，而是将精力放在家族事务的管理上。此时他已是霍氏家族中最显赫的人物，次子、七子和九子也分别中举，进入官场，加上旁支亲眷，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家族势力。
还朝：嘉靖十二年至十八年——重新出仕，锐力改革社会礼仪和官场。
嘉靖十二年十月，霍韬还朝，历任吏部左、右侍郎。因与尚书汪韬争权，导致部内不合。后来汪韬被罢免，世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尚书，霍韬以侍郎的低位掌管整个吏部的实际事务。嘉靖十五年，霍韬出为南京礼部尚书，整顿南京官场和社会礼仪。一方面，对南京的官场礼仪进行整顿，并监督官员的守礼情况;另一方面，整顿社会风俗，“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表忠节”。[3]
嘉靖十八年，霍韬重任京城吏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第二年在任上去世。死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敏。
根据这些事迹，我们大致可以对霍韬做一些基本的评断：
他不是结党营私逢迎之徒。近乎偏执地反复辞官(并非空做姿态)、与皇帝冲突，即便下狱祈哀也不改立场，正是证明。他参加“大礼议”的动机，较无可能如后世所批评的那样，只为迎合取悦世宗。他的意见都只涉及国家大计，不肯从世宗的私人利益着眼，所以世宗从来也没有像宠信夏言和严嵩一样喜爱他，但在各种关键点，又不得不倚重他的意见;也不大可能是为了党争，他对毛澄向来执弟子之礼，仅因为议礼不合，便终生决裂。回望一生，《明史》本传给了他一个断语：“学博才高，量褊隘，所至与人竞……其不顾公论如此”[4]。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他关于大礼议的基本立场源于他对于内心“礼”的坚持。
霍韬一生执着于“礼”，“礼”被他认为是家国延续和治理的基本原则。他不顾师恩坚决支持世宗考兴献王，是因为他认为明世宗以谁为父直接关系到圣贤之道是否可行，以及政策等一切事体是否可顺利推行。他大力整顿家族事务，弘扬孝道，设立祠堂，建立书院，制定家训，是因他认为家乃一切之根本，一个合乎“礼道”的家是必要的。这种意识在他年轻的时候便有：“公未第时，有志合已分之爨”[5]。他主张“入官门先营家计”[6]，要求霍氏子弟“做第一等人事，做第一等人物，占第一等地步，使乡邦称为忠厚家，称为谨慎家，称为清白家，称为勤俭家，称为谦逊家”[7]。而晚年在南京，霍韬以相当激烈的手段重整官场礼仪，整顿社会风俗，也应是如此。
除去在南京度过的晚年时光，霍韬一生的知名事迹，只围绕着“大礼议”和宗族建设两点。偏执而自负的性格让他一直遵从内心原则来行动，而命运起伏又令他在朝堂上的行动和在家乡的行动交叉进行，互相支持，一同体现了他对于家和国的态度和行动立场。对之前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思路来说，霍韬可谓是可行且妥当的个案分析对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行动和言论的分析，重新回到霍韬所面对的现实政治与社会背景，进而展现他内心所坚持的礼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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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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