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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波]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传统
——兼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启发
  作者:周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8-31 | 点击数:6203
 

  二、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的发展:经验、过程与认同

  二战以后,在理查德·多尔逊等人的努力下,美国民俗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许多大学相继成立了民俗学系所和专业。由于各种移民-族裔亚文化在北美的广泛存在,得到扩张的民俗学队伍展开了更多的对移民-族裔民俗的搜集和研究。在研究取向上,民俗学家有着两种立场,一是注重遗留的移民传统的研究,二是探索具有特色的美国民俗的生成与形塑。多尔逊适时提出了“什么是美国的民俗”这一问题,并引起了美国民俗学界的持续探讨,从而不断深化了美国民俗学者对“民”与“俗”的认识。总体来说,美国民俗学最终追随多尔逊所提倡的将美国民俗当做美国历史过程的产物的观点,放弃了遗留物的立场。

  移民研究给了美国民俗学者较多理论与方法的启发。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首先是基于“民”的定义,然后再从相关“民俗群体”的民俗研究来突破“民”的传统范围。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认为,美国移民的民俗是活的,它对美国的民俗学家提出了最大的挑战。他认为,“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当代美国民俗学家来说,‘民’这个术语可以指至少拥有一个传统因素的任何一种民众群体”。这样宽泛的“民”的观念使得移民-族裔成为美国民俗学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对于这种宽泛的界定,中国民俗学者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参见乌丙安、高丙中相关论述。)

  民俗学所研究的移民-族裔是承继的关系,族裔的产生最主要来自于移民的影响,移民是美国创造族裔及其身份意识的最重要的力量,但移民的后裔不一定是族裔成员,因为他可能放弃族裔认同,而且并非所有的族裔都有移民背景。因此美国民俗学所关注的移民-族裔也是有选择的,主要还是某类保持着传承与认同的民俗群体。族裔民俗与移民民俗既一脉相承,又经历了再创造的过程。毫无疑问,开始转向的民俗学研究,在动机上不再只是从移民-族裔中寻找移民的遗留物来满足好奇心或作为历史记录,而是有着更高的追求。

  总之,美国民俗学者既在移民-族裔中找“民俗”,又通过对移民所表现出的不同于学科通常理解的“民俗”的解读来小心地突破传统的“民俗”界定,从而加强对“移民”的认知,这样就建立了移民-族裔及其民俗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和范式的可操作性。相对确定的“民”、“俗”的界定与共同的观照既使民俗学的移民研究既能拥有充分的研究对象,又不至于无边无际而模糊了民俗学的学科边界。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移民-族裔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认为其形成了以经验、过程和认同为关键词的研究传统。

  (一)经验:民俗传统的再创造

  美国民俗学者按照通常的方式在移民-族裔中寻找民俗时,惊讶地发现事实与预期是如此地不相符,如芭芭拉·科申布拉特·基姆布莱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在多伦多犹太社区搜集的70个笑话里绝大部分是侧重移民经验的笑话,只有两个是迁出时代的传统笑话。这种由移民经验所形塑的新的民俗传统对研究者形成了冲击,这时,民俗学的移民研究从民俗学者最想看到什么,变成民俗学最想看到的是研究对象在呈现什么,从而从客位视角发展到主位-客位相结合的视角。琳达·戴格在调查匈牙利裔美国人时,最初想沿着匈牙利人如何变为匈牙利裔这样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但在搜集与匈牙利本国相同的传统民俗类型时却失败了,而且她觉得自己所搜集的都是社会学的、地方历史的而不全是民俗的东西,于是她转而积极参与民众生活之中,对闲话、幽默等保持敏感,结果她发现自己做的其实还是民俗学研究,只不过自己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带着传统民俗学的思路,总是想寻找与故国相同的民俗。结果证明,只有在充分理解移民社会文化环境后,才会发现当地人眼中的有意义的新民俗传统,而不再是找学者眼中的民俗,这时民俗学者才会做出真正的民俗学研究。

  民俗学者对其他学科的移民研究也进行了广泛借鉴,而这种借鉴是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的。如1918-1920年美国社会学家W.I.托马斯(William I.Thomas)和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通过对与移民生活经历有关的信件来考察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民俗学者受此启发,不禁想到:交流并不只是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为什么我们仍拘泥于传统形式,不太注意写信、打电话等这些移民社会交流的重要形式呢?于是,琳达·戴格从移民信件的功能角度来讨论少数族裔在适应过程中如何保持族裔身份,詹尼佛·伊斯特曼·艾特波利(Jennifer Eastman Attebery)则将信件这种移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传统交流形式作为民族志文本进行研究。

  信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移民交流方式,它倾注着移民的喜怒哀乐,使其在异地还能与原籍地保持着密切地情感联系,此外,电话、电报等也发挥着同样的功能。罗伯特·克里马思(Robert B.Klymasz)指出通信也是一种民俗,当移民与故国朋友、亲戚、爱人不能进行日常口头接触时,写信成为了口头交流的首选,而且像信件一类的交通工具或媒介互动方式是在促进而非妨碍交流的过程。而且,信件证明了它是对新母题形式和不同叙事手法的有力替代。另外,信件在收-发的过程中的持续应用涉及许多经验,作者认为,这就是对民俗传统的再创造。因此,对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启发美国民俗学者形注意到口头交流之外的其它媒介方式作为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此外,美国民俗学者也常从不同的叙事版本中去发现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移民心理与移民观念。基姆布莱特从移民的个人叙事、记忆、传说、奇闻、笑话、故事、绰号等探究移民的经验。这种经验贯穿了从移民原籍地到现居地的历史环境、文化生活、文化差异等诸多方面。她同意多尔逊所指出的,当移民民俗传统遭遇美国环境时如何再创造的问题,对于民俗学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当移民与现居地有了更多的联结后,移民民俗传统就会转变为多元社会的族裔民俗传统,这时民俗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群体边界协商中的环境、场合、条件等,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如何进行文化选择将会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民俗学的移民研究通过展示多元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互动,为移民-族裔基于经验的创造性提供了精彩的解释。

  对移民-族裔的美国经验的讨论其实贯穿着美国民俗学者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民俗学的移民研究有着清晰的关注点与问题意识。多尔逊指出美国的历史造就了特别的民俗,民俗学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殊国情下产生的问题:什么是它自己的民俗(what is his own folklore)?虽然拉丁美洲、加拿大、澳洲等地与美国一样有大量外来的移民文化,但它们远没有美国社会复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什么才是美国佬与移民、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共同传统呢?这也是美国民俗学早期无力回答,而在中后期所着力回应的问题。民俗是这个传统的重要呈现,当移民-族裔在个人的和社区的生命历程中形成丰富多样的经验时,他们的民俗传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美国民俗学者的研究中,民众的体验如“经验故事”(experience stories)甚至成为一种对移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民俗形式。当移民在新环境中产生了对个人和社群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被重复叙述并在结构上变得稳定的经验叙事时,那么可以被视为新的民俗形式。虽然它表面上是新的,但仍是带有传统性的特定形式,包括日常生活中特别悲剧的,恐怖的或幽默的经验的叙事;从社区中暂时缺席的经验的叙事;新成立的社区中的生活经验的叙事。“经验故事”成为移民-族裔文化再生产过程的生动写照,而经验的流动性使得过程研究对于民俗学者来说亦十分重要。

  (二)过程:流动中的文化再生产

  除了借鉴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外,历史的方法对民俗学影响也很大,美国民俗学的领军人物多尔逊即是历史学出身。早在1936年,赛斯(R.U.Sayce)就强调民俗学需要从历史的维度研究迁移所造成的影响。每个移民群体的到来都对美国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文化植入的过程,所以,引入了历史维度的美国民俗学,对过程的呈现十分重视。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历史过程或进化论过程,而是文化再生产的过程。

  移民民俗与主流文化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文化变迁,这种变迁不是简单的同化与被同化关系。多尔逊指出,虽然原籍地的故事、歌曲和风俗等在美国变得服水土,移民也经历了美国化,尤其是其后代生活在双语环境中,成了纯粹的美国人,但有的移民群体仍保存着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民俗生活的痕迹,这个转换的阶段需要民俗学者去观察。

  民俗学者十分重视变迁中所经历的民俗再创造的过程。克里马思批评民俗学者对侵入和适应的过程研究不如对遗留物研究的重视程度,并指出遗留物研究哀叹旧世界的崩溃,忽视了移民民俗在新环境的创造性过程。其以加拿大西部乌克兰移民的民俗遗产为例,重新审视移民民俗研究的范围与维度,认为移民民俗经历了从传统的(traditional)到过渡的(transitional)再到革新的(innovational)过程。首先,活态的民俗遗产易与传统故国的因素相联系,而随着与新环境的一系列对立与融合的发生,结果只剩下一部分传统因素被强调,而且大部分只是残留在口头知识里,最后完成对传统的重塑,成为移入地社会的亚文化。在此过程中,语言退化的速度对移民口头知识消失的速度影响很大。从历时性维度来看,从移民民俗到族裔民俗的变迁经历了抵制(resistance)——打破(breakdown)——重构(reconstitution)三个阶段,最后重构出的传统将会是身份认同的存在基础。而从共时性的维度来看,新旧民俗在其中共同存在,聚合了迁入(ingong)、正在进行(ongoing)和输出(outgoing)的特征,它们是形成和重构族裔亚文化的基础。

  美国民俗学者的移民研究常创造条件进行比较研究,如琳达·戴格在调查美国的匈牙利移民时,也去移民的原籍做过调查。她着重关注19世纪上半叶中期以来,从欧洲大陆远道而来的匈牙利临时工,在转化为移民之前的经历对移民及其原籍地造成的冲击,此外,还关注代际认同的演变、不同族群间的互动、移民文化的保存与创造等问题。她指出文化的接触过程中造成了民俗震惊(Folklore shock),各个移民群体在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各自的亚文化,组成了多民族元素共存的美国文化。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对研究条件的要求较高,这也是美国民俗学者(如Elli Kaija Kongas、Carla Bianco等)进行移民调查所常用的方法。正是通过比较研究,移民研究对民俗学者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也使得美国民俗学者的视野大大被拓宽了,他们将移民初始阶段一直到移民后裔完成在地化的整个过程都纳入考虑范围。

  由上可知,借鉴了民族志与历史学方法的民俗学不仅对微观经验叙事有深刻的体会,而且在生命历程中去观照人作为自身历史创造者的过程,去书写文化互动中的移民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命运。同时,这些经验与过程的书写也使民俗学者对移民群体如何完成身份的重构有着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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