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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瞬间
  作者:[英] 保罗·威利斯   译者:吕途 整理、翻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2-10 | 点击数:5953
 

  

《学做工》法文版封面

  文化研究兴起的那个早期阶段是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因为,参与其中的学生和人们经历了文化革命——我的文化和我父辈的文化完全不同;经历了政治革命——我们试图向大学要权利;我们也进行了学术革命——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去探索理解当代社会的方法,并且把学术研究和广大的劳工运动结合起来;而且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头脑中都是彼此相联的。这是一个英雄时刻。在这个社会变化、文化变化、个人变化、学术变化的新时刻,我们试图找到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这就是多个学科按照诠释问题的需要被结合和组织起来,而不是为了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特殊,就是我说的,历史的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

  上面说的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而我的描述只代表我的观点。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了批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一种多学科分析的方法,不是为了学科发展的目的,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去解读研究对象,将学术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文化研究的碎片化

  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之后,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就开始碎片化了,而且,文化研究演变成为又一个“传统”学科,再也不是多面的,再也不是多学科的,再也不是聚焦底层的,而且也不再聚焦了。文化研究炸裂成为不同的东西,有的走向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路线,有的走向后殖民主义和种族路线,有的走向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路线,有的走向从符号学到文本解构路线等。突然之间,这个非常小的机构在短时期内出产了三十多种出版物,而作者大都是研究生,工作人员的贡献不到4%。但是,我对这样的碎片化和不聚焦的研究失去了兴趣。

  突然之间,文化研究变得很有名气,很多其他院系和大学也想开始文化研究专业。霍尔在一九七九年离开中心,去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中心的英雄时刻过去了,它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走向了我们当初反对的东西,失去了多学科途径。不过,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中心非常成功,因为当初霍加特的初衷就是希望严肃对待大众文化,还有就是,英语系和社会学系不应该只关注过去的文本和理论,也应该重视当代文化。

有上海读者送给保罗·威利斯一本《毛泽东军事文选》,威利斯笑说,要开始学习汉语了(来源:凤凰网)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家都认为大众文化很重要,大家也同意,打工文化和古典文化、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同样重要。因此,有人研究肥皂剧、电影、电视;在大学里,说鲍勃·迪伦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不再会引起争议。从这样的状况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推进重视大众文化这个任务可以说进行得非常成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评价,却丧失了用多学科的方法聚焦去理解社会现象的能力,就是说,如何综合应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学等知识去分析社会整体、社会运动、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在英雄时刻,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我们去寻找所有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分析的知识和理论,并进行综合应用,我们研究大众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去诠释大众文化的政治含义、去诠释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去诠释工人阶级文化是否仍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有机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试图把文化与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英雄时刻之后,虽然还是研究文化,但是目的发生了变化,研究文化的目的只是为了学院内部的口舌之争了,零零碎碎地谈谈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身份政治,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每当谈及这些的时候,只是学院内部的学术讨论,而不是试图与外界的劳工运动和可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相联系,已经不再是为了改变世界,也许是为了改变学术,如果可以改变的话。现在,大众文化研究的确得到了重视,世界上很多院校在做文化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仅变得碎片化,甚至是有悖于底层政治的。回眸英国的政治变化,从当初受到工会影响的社会民主政治,转变到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很多文化研究搞来搞去是在支持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英国正在发生非常有趣的社会政治现象,比如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工党党魁,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抓住这个议题进行文化研究。如果是在六十年代,我们肯定会关注到左翼科尔宾工党阵营的崛起,这将是非常有趣的文化研究,但是,现在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却去做美国电视剧《线人》的文化研究,这些研究是那么的碎片化、后结构主义和关注身份政治,现在的文化研究也许有二十多个分支,而它们当初都是源于一个多学科来看待世界的文化研究。

2015年9月12日,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选举产生新任党魁,激进左翼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击败另外三位候选人,以接近60%的得票率高票当选(来源:BB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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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2期新刊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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