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生目力很差，看书要贴近纸面，在这张五百格文稿纸上，每格一个糯米汤圆般的蝇头小字。短短的评语朴质、平易、实在而意涵丰富，宛现先生春风和煦的神态。后来听课的多至十多人，有时也可见到陈多、徐扶明、蒋星煜等，都是戏曲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先生皆执弟子礼，或带来他们的新作，我也有幸得到馈赠，看到“建华同志指正”的字样，我这个毛头小子的脸上红潮泛起，所生的激励之情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充满家庭气息的文艺沙龙，同门师友皆以谦谦君子为尚，天冷时师母有时给先生披上一件外套，或给他端来一碗参汤。最难忘的是有时昆剧团的曲友来访，丝竹声中他和师母来上一段。在我的照相夹子里有一张照片，记得那天下午的盛会，来了好些昆剧团的大咖，先是先生念了一篇稿子，站在台前唱曲的好像是张洵澎先生，第一排坐着先生和师母，先生旁边是俞振飞先生。
每想起景深师，就会想起有一回他在课上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须具备“五心”——爱心、专心、细心、恒心和虚心。这些话也见诸1982年的《中国戏曲初考》的跋语中：爱心即对古代戏曲须有一种炽烈的挚爱之心;专心是坚毅不拔的志愿;细心即对待材料须心如发丝，不经过一番仔细的考核就不轻易下结论;恒心即锲而不舍的精神;虚心就是向同好们请教，取长补短。这“五心”也是先生一生治学的自我写照。我在复旦读书，感受最深的是当时朱东润先生、蒋天枢先生等老一辈学人所体现的朴实学风，景深师也十分强调实证研究，我想这也是反对“假大空”作风的一种共鸣吧。
1982年我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复旦分校工作。像往常一样每到周末就去四明里拜谒先生，聆听教诲。1984年第一次在《复旦学报》发表文章，是一篇关于元末杨维祯与戏曲方面的考证，先生看到了，对我勉励有加。该年年底，先生又招博士，与章培恒先生合带，于是我重回复旦，不意先生在12月10日上楼时失足跌倒，送医院后不到一月溘然长逝。此后跟从章师读完博士，1988年年底赴美，一去便十数年，至2002年夏回到香港，在科技大学开始任教。
90年代大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界文坛也如是，而我在大洋彼岸，虽有隔海之叹，于事于情却不免隔膜。2002年正值先生百年诞辰，复旦大学举办了追思会，我也茫然无闻。几年之后我在科大图书馆看到李平和胡忌编辑的《赵景深印象》一书，收入学生亲友们的纪念文章，顿觉自己的缺席好像心头划开一道伤痕。读到书末附录《赵景深先生最后100天日记》，其中有十多处提到我，历历往事一一浮现。如1984年9月1日：“希同预约他[黄强]陪我到复旦开博士生出题会。”9月3日：“又写了一封信给章培恒，问他何时要我参加出题目。”9月5日：“又写回信给章培恒，答应他和李平星期日到我家来。”9月9日：“章培恒和李平来。我拟了几个题目，章、李作了决定。”9月15日：“七时三刻李平乘小汽车接我到老教学楼底层。章培恒、李平和我共同口试陈建华、赵山林、李宗为。”
与“赵门弟子”的合影，摄于1984年。除了李平、江巨荣、马美信、陈建华、黄强、彭飞、朱建明、翁敏华八名戏曲组成员之外，还有一位热爱戏曲的张万良。
这部分日记即有关我读博士之事，半个月里从出题到口试，先生已82岁高龄，犹在操劳奔波。日记里多次提到新组成的“戏曲组”，我是成员之一，如11月3日：“李平、江巨荣、马美信、陈建华、黄强、彭飞、朱建明、翁敏华八名戏曲组成员到齐”。虽然先生已经写完《中国戏曲史》，但他十分慎重，不愿拿出去出版，于是组成一个团队，正准备带领我们大干一番，写一部大的中国戏曲史。我手头的一张“赵门弟子”的照片，差不多摄于那个时候，除了上述“八名”之外，还有一位热爱戏曲的张万良。
12月9日，即日记的最后一天，有“陈建华谈《花笺记》”这一句。那时我在点校整理明末清初的一本被称为“第八才子书”的广东木鱼书《花笺记》，先生把他收藏的三种版本借给我，并指导我如何进行整理研究。先生过世后我继续这项工作，把整理书稿连同一篇序文交给中州出版社，一直没出版，后来因为在国外，时间久了也就不了了之了。
《赵景深印象》中有章培恒先生在追思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说到“先生去世之后，师母遵从其遗愿把他的藏书捐赠给复旦，并从复旦颁发的奖金中拨出二万元作为培养有志研究元明清文学的年轻学子的奖学金”。我是第一个获得者，以博士论文《明代江浙文学论稿》荣获“赵景深学术奖”，奖金一千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读着读着，我百感交集，也深感歉疚。后来有一次我在复旦参加古籍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晚宴时见到李平师兄，我玩笑似地说那本纪念赵先生的书里没有我，你们把我忘了。师兄连连向我道歉，但事后觉得自己简直荒唐，即使身在海外，也不曾主动和他联系。师兄的宽容令我感动，遂思及如今他长卧病榻，不禁神伤。
先生给我们上课不提他在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近年来我因为常常翻阅民国报刊杂志，对先生的了解多了起来。他集翻译、创作、编辑出版于一身，著作多达150种，这些为人所知。在我个人的体悟中，自1918年他即在《少年杂志》上发表《国王与蛛蜘》等，1922年《晨报副镌》上的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又与周作人反复讨论童话问题。先生初涉文坛便对童话的浓厚兴趣，不啻是其一生童真性情的寓言，与他的“五心”一起得加上“童心”——平淡、善良而真诚，始终保持着他的一颗“赤子之心”。
先生几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数十年纵横文坛，交游之广如海川百纳，而为人处世以谦恭为本，如对于徐志摩的“提携”之恩没世不忘，在《文人剪影》《文人印象》等书中道及百余当代作家，无不扬人之长，尤其对于鲁迅先生一向称颂备至，敬重有加，可叹一句对他不无意气的“牛奶路”的批评成为某些人轻薄讥笑的口实，先生则反躬自省，至晚年仍一如既往，在《中国小说丛考》《文坛回忆》等书中，对鲁迅的“指导、教育和支持”反复致意，如此虚怀若谷的态度，完全出自一片至诚，正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不是以慈悲为怀，何能臻此菩提境界?30年代之后先生转向小说戏曲的研究，不限于古代经典，凡是地方戏曲、民间曲艺皆一视同仁，研究整理中无不倾注其心血，且优孟衣冠，躬亲实践，真正体现了伟大的平民精神，这也是先生留下的一股精神动力，鼓舞我们前行，生生不息。
与“赵门弟子”的合影，摄于1984年。除了李平、江巨荣、马美信、陈建华、黄强、彭飞、朱建明、翁敏华八名戏曲组成员之外，还有一位热爱戏曲的张万良。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6年12月16日第2版
【本文责编：敏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