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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盖内普视野中的过渡礼仪原是一个归纳模型。“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试图归纳从一境地到另一境地,从一个到另一个(宇宙和社会)世界之过渡礼仪进程。此过渡极其重要,我相信理当以一种特殊类型归纳出过渡礼仪,并从中进一步分析出分隔礼仪、边缘礼仪和聚合礼仪”[5]。与常常被指责保有较多“社会形而上学”的年鉴学派范式不同,盖内普的方法不仅与现代人类学一般的经验主义知识论预设更为契合;同时,也指明了过渡礼仪模式的普遍性限度及其依据。换言之,并没有一个坚固的社会事实或普世的逻辑结构为过渡礼仪模式提供先验的普遍性担保,因为后者完全源自于经验范畴,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在盖内普看来,源自于空间。
其次,过渡礼仪被赋予了一种借自空间的直观。“我认为重要的是从一个到另一个社会地位的过渡对等于地域过渡。如进入一村庄或房子,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或穿过街道或广场,这正说明从一年龄到另一年龄,从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过渡常常礼仪性地通过‘门槛’或‘敞开空间’来标示。这些话语和事件几乎不被视为‘象征’,因为半文明人认为精神过渡几乎就是地域过渡。事实上,在半文明人中,伴随着所有的社会组织,存在着特定群体之间的地域分隔”[6]。如果用特纳的术语来说,过渡礼仪和阈限在被构想的时候便带有一个不折不扣的空间隐喻[7]。它不仅使得过渡礼仪模式具备了某种借自物空间区隔的直观,同时,它将这种直观进一步引入了时间和进程的范畴,成为了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一更为抽象和量化领域作出质性分类(如年历、岁时节日、纪念周期等)的重要机制。“社会空间的界限,除财产拥有权和国界之类的状况外,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情况中……通过这些发明创造,我们把驯化区域和野生地带,城市和乡村,净界与尘世这些空间区分开来。一种可资比较的普遍特性也适用于社会时间的诸种界限”[8]。然而,经由这样一种空间直观所构建的模式也可能要承担其相应的经验后果。例如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深,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语境下,我们看到空间和时间已经因为过度量化、压缩和脱域,而渐渐失去了其质性的表征功能。换言之,非连续性的解体是否预示着过渡礼仪的终结,似乎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最后,盖内普亦将过渡礼仪模式视为一个结构系统。这不仅表现在他强调阶段在整体中的位置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力图论证的过渡礼仪模式的可普遍性上。“本书所关注的不是特定礼仪,而是礼仪与仪式整体中之根本意义与相关位置,即礼仪之进程。为此,书中包含一些详细描述,以便展现分隔前或永久分离仪式、边缘仪式或聚合仪式为达到某种目的如何安排这些礼仪之相关顺序”,“礼仪于仪式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化,这取决于该场景是诞生还是死亡,成人还是结婚,但差异只存在于细节中,其深层结合始终如一。在形式的多样性之下,无论是有意表达或只是暗示,仪式总是重复着一个典型的进程顺序:过渡礼仪模式”[9]。一方面,若非在一个系统内首先定位出一个仪式阶段所关联之仪式链条或其自身所属之过渡礼仪进程,则某个仪式阶段本身并不具有其独立的所指。另一方面,盖内普将论证的重点从“细节”转移到“结合”、“顺序”上来,也就为过渡礼仪模式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可普遍化路径。而后,利奇和列维·斯特劳斯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发展了盖内普的学说,只不过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以至于把过渡礼仪本身也作为了深层思维结构的一个特例。
由此可见,对盖内普来说,过渡礼仪主要还是一个描述性的仪式理论。它以一种借自空间的直观为根基,着重强调了仪式过程和阶段次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虽然盖内普的着眼点在于引导我们审视那些日常生活中边缘、跨界和反常的情境和状态,但过渡礼仪模式的基本意图还是要在非连续性差异中建构一种秩序感。可以说,这也是常见于早期人类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种普遍关怀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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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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