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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收入分类:“有钱的”和“没钱的”
从加卡村的情况来看,同内地很多的汉族地区一样,藏民也开始出现了经济分层｡从2014年在村里的调查来看,村子里藏民的职业开始有了多样化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其所起到的家庭经济生活的支撑性作用开始动摇｡从入户调查的情况来看，加卡村的居民的职业类型较民主改革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靠近昌都市,凭借其便利的交通环境，人口的经济流动十分频繁｡外出务工的村民较过去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这些村民主要是到昌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务,年轻女孩大部分会选择从事藏餐馆的服务员或者昌庆街商业街的零售服务员｡加卡村所在的区域是一片相对平坦的坝子，距离昌都市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因此昌都市在此选址修建加卡工业园区，整个加卡村的土地也在征用的范围内｡因为村子周围都在进行园区的建设,因此村里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学会了驾驶卡车,并且通过政府的贷款购买卡车从事运输的生意｡仅在2014年上半年,加卡村村民就购买了三十余辆卡车,并且组建了两个车队,轮流负责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运输｡就运输一项，每个家庭每个月就可以获得3000元左右的收入｡总体来说，种植业和养殖业已经不再是加卡村居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部分村民土地种植的青稞都是用来自家消费,而多数都是酿青稞酒｡另外,每到8月份收获青稞的季节,村里留守的村民就会变得异常忙碌，由于外出务工的年轻男性和女性越来越多,村里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开始变得不足｡因此这个时候多数留守在村子里的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被动员起来，换工成了应对此种劳动力不足的最佳策略｡高换工率说明村子里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开始变少,转而将劳动力和资本投放到效益更高的领域,这在今天的藏族村落变得越来越常见｡
村子里的村民现在的收入差距随着流动性的增加也开始体现出来,如果按照收入来划分,村子里的村民也可以同汉族社会一样被分成富裕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
富裕阶层的村民家庭基本每年的经济收入在10万元及以上｡这些家庭中的支柱经济无一例外都不是以农业为主,而是农业以外的副业｡例如村里的次噶,他是村里的副村长,同时在村里公路对面的澜沧江岸边的采沙场附近开了一家汽车维修部｡因为最近几年经济开发区的修建以及附近采沙场的运沙车开始多起来，修车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藏族地区的农民财富获取和积累的方式从调查的情况看同内地汉族地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首先,藏族地区并不是一个移民社会,土著居民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因此藏民的财富获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地方化的｡这些藏民的生意多数都是个体式经济,同内地大规模的工业相比规模较小,并且强调地方性｡由此就形成了藏族地区经济模式的第二个特征,财富获取高度依赖地域及地缘关系｡比如,加卡村的村民自从得知加卡经济开发区要建在本村后,多数的村民都开始借贷款买卡车跑运输,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开始学习驾驶技术,同时踊跃地加人到加卡车队中去｡所有的车队成员都是本村人,在同经济开发区签订运输合同时,他们会派出一位相对经验丰富的村民,也就是车队的队长去和开发区的相关人员谈判｡所有的村民都希望能够在开发区修建得过程中赚得更多的钱,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垄断加卡经济开发区所有的运输生意，为此他们还特意委托队长同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谈判,提出要求不允许外村的车队到加卡村来跑运输,并承诺自己本村的车队也不会到外村去抢生意｡这样一种集体性的谈判无疑是最好的保障所有村民利益不受损的途径｡同时也体现出传统藏民在从事非农经济中的盲目性｡因为他们不懂得盲目的同质性经营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竞争力的减弱以及收入的下降｡村民们自己也承认,过去村子里卡车少的时候,一天可以有800元的收人,现在每天的收入下降到了300元｡
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年收入基本维持在5万元至10万元的水平,在这些家庭中,“公务员”成为经济支撑的重要因素｡西藏的家庭中,通常会有一个或两个人是国家公务员,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样的公务员身份在保证了家庭收入稳定的同时还能够为其所在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文化支持和社会资本支持｡因此，很多藏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能够通过读书成为公务员,实现家庭经济的好转｡
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年收入通常是在5万元以下甚至更低｡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是大家庭,有的甚至十几口人住在一起｡由于土地少甚至无地可种,因此多数的家庭成员通常都到昌都市或者村里有些汉族人经营的蔬菜大棚打工赚钱｡家里的老年人通常负责照料家屋及未成年的孩童｡在这样的家庭里,职业的代际分化较为明显,年轻人基本外出务工,脱离了同土地的紧密关系,而老年人依旧从事农业劳动,过着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生活｡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西藏农村的社会分化还是较为明显,职业分化带来了不同人的经济地位的差别,由此构成了社会阶层的差异｡从事非农产业的生意入以及公务员构成了村里最具有经济地位的阶层,经济权力的获取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优越感以及相伴随的社会地位｡因此藏族村落中以往的圣俗之间的分立､贵族同奴仆之间的分化开始被经济地位差异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所取代｡
(二)有土地的和没土地的:土地流转中的社会分化
无论是汉族社会还是藏族社会,土地的占有和流转,成为所有人获取生存并且发展的重要经济资源｡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土地流转,无疑是增益所有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不管是自愿移民亦或是非自愿移民,与土地的耕种权的被收回相伴随的土地赔偿都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2013年4月昌都地区在卡若镇设立昌都经济开发区,希望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打造昌都经济发展新引擎｡在经济开发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土地需要,加卡村要整体被征用,村民需要被迁移到新的示范小区中｡针对政府制定的土地和住房补偿计划，村委会会同镇政府以及经济开发区的相关工作人员会定期到村里召集村民开会,帮助村民解读拆迁补偿方案,征求村民的意见｡推进土地征用的相关事宜｡会议开始后，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会向村民介绍征地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时针对早已公示的土地测量结果和土地补偿金额征求村民的意见｡这时村长会和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传达村民们的意见,比如有些人家对于土地测量的异议｡加卡村原有相当面积的机动土地,年久不种后会被有些人家占用｡这些家庭的成员会在这些土地上重新除草､施肥种植青稞,在产权不明的情况下无论是村民还是村上一般都不会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然而当土地征用成为事实,土地测量的结果直接会影响到各家实际分得的赔偿款的多少时,不少的村民对于这样的机动土地的归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的村民对于这种“私自”占用集体土地的看法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村委会收回这部分的土地｡而那些已经在这些土地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家庭自然不肯轻易妥协,因此往日平静的小村落一时间矛盾四起｡
我们参照了加卡村民的土地赔偿名单,并简单做了整理，发现加卡村土地最多的一户贡秋次仁家实际测算土地22｡67亩，实际获得土地赔偿1368489,5元,而村里还有24户村民因家中并没有分得土地｡在这次土地征收中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赔偿｡
加卡村土地的流转并不是以获取产业化经营从而获得规模化收益作为前提的,村子里多数的土地都是由村民自己耕种少量青稞,而产出也并没有在市场上出售获取收益｡同样村里的土地也只有很少一部分河岸边的土地出租给外来的汉族种植大棚蔬菜,因此村民并没有在土地的流转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反而村里土地的集中和流转是藏族婚姻制度在财产分配上的体现,而非市场化的路径选择｡村中1982年后出生或嫁到村子里来的人都是没有土地可分的，尤其是嫁到村里来或娶了外村的媳妇的家庭｡人口的增加并不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在土地占有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分化｡
加卡村土地占有较少的家庭,要么是汉藏结合的家庭,要么是家里有藏族的外嫁女｡而占有土地较多的家庭通常都是本村内通婚的，婚姻上的联盟交换强化了土地的集中,因而在征地中体现出明显的经济优势｡
村民向巴是汉族,来自云南,于2007年到昌都,经人介绍认识了加卡村的女孩，婚后二人在村长舅舅的帮助下,在村里沿公路修建了二人的房子｡盖房连带装修，他们一共花了十多万块钱，家里的大部分的积蓄和彩礼钱都花掉了｡因二人均在村中没有分得土地,女孩家里8口人就只能依靠2亩土地维持生活｡迫于生计的压力,二人在自家建起了一个小卖店，靠小卖店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收人维持着生活｡
向巴说之所以选择到藏区找媳妇｡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较差，无力在内地支付高额的婚礼成本｡而在藏区，由于藏族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收受彩礼的习俗,反而娘家还要有一些基本的陪嫁,因此向巴选择了到藏区来娶媳妇｡
(三)大学生:藏区新兴的社会阶层
随着国家针对西藏地区的三免教育政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藏族学生走出草原,来到内地读初中､高中和大学｡经过四年或者更多年的内地学习,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重新回到藏区，致力于藏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按照昌都市关于藏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凡是藏族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参加由自治区组织的公务员选拔考试｡通过考试，多数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被录用为西藏自治区公务员,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西藏自治区在教育政策上主张每个藏族家庭至少有一个大学生通过考试披录用为公务员，因此几乎加卡村所有的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员是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了公务员的资格｡
随着教育政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并以公务员的角色参与社会,他们也逐渐地成为西藏社会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体现出其自身的特质｡首先,这些大学生普遍经历了四年甚至更多的同内地汉族的密切互动,对于汉族文化有着比其他藏族更深的体会｡因此,这个群体可以成为推动汉藏交往的重要力量,起到文化中介的角色｡其次,由于其所具备的高学历的特质,他们中的多数人往往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获取“公家人”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及其带来的工资收人能够有效地帮助其从社会中层跻身社会中上层｡这个阶层的成员同传统西藏社会的社会精英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不具备宗教上的感召力和号召力,同时也没有大量的可支配的土地以及劳动力,因此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精英和社会精英｡然而在当下的西藏社会,大学生以及公务员这样的身份开始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身份,这样的“神奇”力量的获得本身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型塑的｡首先,一个公务员的工资基本可以相当于一个普通藏族家庭一年的经济收入总和,因此经济收人的优越性便被不证自明地体现出来｡其次,在有了经济收人作为保障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实现土地流转或者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将土地或劳动力资本投放到经济效益更高､同样风险也更高的领域中,由此获得更好收入也随即成为可能｡因此，多数的藏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够通过考大学获取公务员的身份｡此外,大学生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公务员的身份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更具区隔意义的生活品味,这些也都成为年轻一代的藏族青年们努力考取大学的直接动力｡
多身份的社会阶层化开始在藏族村庄的日常结构中出现，村民开始调用不同的身份参与社会交往,这不仅体现在身份的多元化,同时人们交往的空间范围开始不断地扩大｡做生意的人､外出务工的人开始同村外的甚至汉族人开始密切交往，大学生社交网络的复杂性也开始大大增加｡这同藏民以往的社会交往体现出极大的差异｡过去在加卡村,村民们的社会关系总是被血缘､婚姻以及地缘关系结构,所有人都不可能脱离这种地域关系｡村民通过其中的一种关系或几种关系编制各自的社交网络,构成一张及其复杂又相对平衡的社会关系网｡这种网络中交换的不仅仅是生产生活信息,同时也是维系稳定的社交关系的情感网络｡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乡土中国”向“离土中国”加速转到,“离土化”的实质开始凸显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工业化”，二是从现代社会向网络社会跃迁的“信息化”｡依托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社交网络开始让位于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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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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