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学科介入的落差
社区宗教信仰是一个虚实结合的问题,“虚”指的是这一问题的精神层面,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完全是个体或群体的特殊心理活动;“实”指的是特定信仰的个体或社群基于相同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社交､生活､聚会等,既可测量,又可管理｡同时,社区宗教信仰又是州个时空兼备的问题,“时”指的是该社区的历史进程由远迄近,聚散离合,逐步形塑,因而构成一个值得研究“理想社区”;“空”则是指它所位居的自然区位,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地域交通等,因而也可以构成一个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地理单元｡
因应这种虚实结合､时空兼备的特性,研究者选取的侧面各有考虑,也各有可以贡献的观点｡于是,21世纪以来,介入社区宗教信仰这一领域的研究力量,就其学科训练背景而言,民族学研究者关注社区居民的民族性交往､民族经济文化的区域化变迁;社会学者讲求社区信教人群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研究;历史学者偏重社区宗教信仰的变迁史研究;人类学者则注重对社区信仰的人群交互作用､信仰与生活交集的研究;心理学者更关注社区群体或个人的心性擅变与宗教情结｡诸如此类,相关学科各有关照侧面,的确会形成多学科渗人的态势｡15这种现象,既能收到交叉研究的益处,又可偏重专属领域,极有可能形成一种社区信仰研究旨在“协同创新”的学术共同体格局｡
问题也就出现在学者们以“跨学科”姿态介入社区宗教信仰的高质量操作层面｡傅斯年曾言,“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16目前,由于从事社区宗教信仰的各学科学者纷纷宣称,其研究进路不仅宗奉本学科脉路,而且积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导致一种几乎所有研究都属于“跨学科”成果｡尽管有学人倡导“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应用成果实在需要两个学科人员互相欣赏与知识互补的前提”,17但是毋庸讳言,某些自视为“跨学科”之作,却在实际上呈现尴尬之境—本学科的精深理念与有效方法并未运用到位,而点缀其间的其他学科理论或方法,亦属“东施效肇”,并未真正体会到运用学科的真谛｡这种尴尬之境目前在很多研究领域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而各学科“齐抓共管”的社区宗教信仰研究领域则暴露得更为明显,即便是已经引起关注的成功之作,亦多少显露出此种难解之症｡
于是,相关学科共同研究社区宗教信仰的学科落差产生了｡以人类学和历史学为例,这种“落差”体现在文化人类学者､宗教人类学者既想从本学科出发,来解释社区人群的宗教现象和宗教信仰的深度研究,又关怀社区信仰形成历史中的各种面相,以便更准确地理解现实,研究现状｡但就拥有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本身而言,由于其人类学方法训练有年,谙熟规范,相关部分的研究也就做得游刃有余;而追踪历史,这些学人则功力未备,在历史文献芜集､解读､使用方面均不免显露捉襟见肘的窘境,强行介人其领域,也只能不顾历史文献的合理结构和时境限制,略作点缀｡整个研究过程自然会呈现“厚于此,而薄于彼”的学科落差｡就历史学者而言,本身的志业学有师承,功底扎实,研治社区宗教信仰时,擅长于历史变迁的综合梳理;但是面对当下,欲呈现社区信仰的实态,却因人类学的训练不足,田野事功勉为其难,东施效肇又不足成事,最终仍堕人另外一种学科落差的窘境｡这种“落差”轻微者,表现为本业功夫扎实规范,视野开阔,而非本业的学科在相关知识和方法方面则略嫌牵强｡读者因学科差异,虽已觉察其微瑕,然而尚可接受｡落差较大者,则轻重失衡,甚或一丑遮蔽其余,不但难言“研究”,更逞论创见｡更有某些研究者大胆宣称兼顾二三种以上的学科方法,以关照研究对象的整体情态,在学术训练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虽然勉强成文,然在内行读者看来,却有童牛角马､不伦不类之印象｡这是近些年来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中热闹非凡､但却隐藏着一种不易化解的浮躁顽症｡
根治此类顽症,首重祛除浮躁浮华､妄作标榜之学风｡数年来,学界诸君子倡导跨学科风气,教育行政领导亦以跨学科作为学术评价的导向｡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也的确需要一种各相关学科介人的必要,但是具体到一项个案研究,在学人相关学科方法和理论并未兼备的情况下,是否一定要标榜跨越学科藩篱,则未必重要,勉强为之,也很容易做成非驴非马､两不沾边的所谓实证研究｡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中,史实重建与当下呈现,便是一种难以融洽接桦的问题｡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与历史学背景的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会遇到各自尴尬的问题｡如下文所述,这类尴尬问题正好显示出典型的学科落差｡
人类学研究者主导下的社区宗教信仰个案研究,若追求研究对象的完整实态,便会遇到社区信徒历史来源的求索问题｡通常情况下,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宗教信仰问题,如果不是截断众流,总会面对追踪史源的问题｡史源问题的解决,需要历史学科的强力介入,但是严谨的学者绝不会贸然踏人｡这是由于某个区域狭隘的农村村落､地域有限的城市社区,甚或深藏山林的空寂村庄,其遗存下来的文献资源非常罕见｡在“中央史观”一统天下的旧时代,这样局促狭小的一隅角落,实难进人史家文人的视野;国史､地方史和家族史的书写者,更不屑于记载这类毫不起眼的“家长里短”,梳理其百数十年来的脉络谈何容易｡幸运者寻觅到一种地方记载或独门秘岌,如获至宝,完全依据此类文献,追踪史源,适足以堕人史家极为忌讳的“孤证不立”的弊端｡基督宗教社区研究领域,此类问题更显突出｡原因是当今遗存的基督宗教社区很可能是清代乾嘉以后逐步形成的,18单独依靠所谓零星片段记载,来重建史实,结果遗漏大量的背景性文献,最终只能是自说自话,社区信仰的历史也只能是作者心目中的历史而已｡历史学者主导下的社区个案研究,与人类学者遇到问题正好相反,田野训练的先天不足,极易导致民族志书写欠缺规范,又缺少深人了解信徒社群心智的调研手段,满足于依靠简单的社会调查问卷数据,进行表面性分析;结构性访谈,亦难免形式上追求“结构合理”,而实则难以达到运用人类学解决族群信仰与生活交集的理想境界｡
正如学人所见,历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将过去和现时勾连起来,为“理解文化观念､经验､社会组织和物质状况的跨时空的关联性互动”,19比较理性的做法,倒是不刻意追求面面俱到的研究心态,避开编写“教科书”那种四面兼顾实则容易导致的“四面不顾”,在心态上树立真正的“问题意识气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发挥研究者本行的学术积累,只有遵循本业至上,才会深人堂奥,个案研究也才能做得精深,学术创见也才有所可能｡“跨学科已受制于分的成见,不分科才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探寻本来的意境,重现史事而非创作历史｡”20 如果对“跨学科”作直观性理解,表面上虽可以敷衍外行,但实际上却难逃内行人的法眼,本欲推进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却适得其反｡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本文责编：刘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