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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些复杂性和可能性重新进入视野，威廉斯提醒我们首先需要跳出就事论事的一般分析，将乡村与城市放置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讨论。因为“它(资本主义)被抽象化了的经济驱动力，它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优先权利，它衡量增长、利益和损失的标准，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407页)。这些改变既有效形塑了乡村与城市的当下形态，更主导了我们对乡村和城市的现有认识与观念。正是资本主义体系为城市和工业赋予了“绝对优先权”，在这种优先权所主导的强势逻辑面前，乡村除了被边缘化的处境和位置，似乎只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发生联系，进而被等同于仅具有怀旧与道德抚慰等抽象价值的“田园诗”。而真实的城市同样也被抽离出包括环境污染、交通堵塞、食品危机等现实顽疾，净化为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下充满期盼却不无臆想的“理想状态”。威廉斯所更担心的是：这种优先权及对单一线性现代文明的过度信心常会发生一种奇怪的辩证性扭转，“不仅会伤害‘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殖民地人民，还会最终伤害城市无产阶级自身以及发达和文明的社会”(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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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城市同样也被抽离出包括环境污染、交通堵塞、食品危机等现实顽疾，净化为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下充满期盼却不无臆想的“理想状态”(Photo © Shutterstock)
如果说“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可以理解为威廉斯对过度乐观之问题分析与对策方案的清醒与拒绝，那么“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乡村不列颠就处于从属地位”，则表明作者尝试以历史化处理与政治经济结构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前提与内在自觉。当我们身处割裂矛盾的城乡现实之中，乡村的加速消失与城市化进程的摧枯拉朽互为因果，从容的回归复杂多样的现实状况反而成为不无奢侈的“幻想”。双面浪漫化及各种刻板的定型化认识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与其说是人们的被动与盲目，不如说是乡村与城市形态本身及其关系正在发生全面改变。城乡二元对立背后无疑是资本和权力多种形式的渗透扩张，而相应的支配性文化正支撑着各种偏见的生产与流通。
四十多年前，威廉斯就预见到该书可能会被解读成“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因此，理解作者真实的写作动机与对话对象，回归英国城乡关系的实际脉络，拒绝陷入该书所尝试挑战的常见陷阱是当下读者特别需要小心的。比如，正拥有着洁净空气与诗意田园，让雾霾笼罩下无数国人所向往羡慕的今日英伦，是否正在以事实反证威廉斯之忧虑的多余?当然不应这么简单，其仍需放置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进行动态分析，因为在长期殖民主义与污染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偏远国家成了工业英国的乡村地区，其巨大代价正由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乡村承担。这不仅遮蔽了事实，同时还不利于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农业本身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对于任何国家和文明体来说都不可或缺，应是“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绝非包袱负担而可以“一转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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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于一九七三年的《乡村与城市》，写的虽然是文学呈现中十六至二十世纪的英国，却可为当下“乡愁热”纷扰中的我们打开更多的反思空间。面对新意识形态、时尚元素和经济增长点互动角力的多维乡愁，我们既不该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也需要随时警惕以一种形式的“偏见”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偏见”，而必须直面各种遮蔽与陷阱，理解乡村的真正困境与张力所在。与其在焦虑中纠结滑动于那无处安放的乡愁，不如认真从容地反思“愁从何来，通往何处”?当食品危机、雾霾和“蜗居—蚁族”等残酷现实无情扯下“城市浪漫化”面纱，我们如何能够自觉于另一种正在发生的“乡村浪漫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静态处理与常见割裂?
正如上文分析，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洪流面前，主流论述对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割裂与简单化处理，中国和英国存在着一定相似性。然而，由于文明方式和资源条件的差异，特别是近代以来两国在殖民化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中角色和位置的根本区别，让近代中国的“浪漫化”内容方式都有别于“日不落帝国”这一老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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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作为饱受屈辱的第三世界国家，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与竞争焦虑，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优先权”和“进步性”除上文所论，还内在于民族自强、自我保护和独立自尊的脉络之中。而在现代化主流论述与“百年乡村破坏”(梁漱溟，一九三七年)的现实状况面前，“乡/土”更多作为问题来源和必须克服的对象本身。因此，“问题化”比“浪漫化”发挥着更为主导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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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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