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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述史是双向建构的当代史
有别于传统间接单向的历史研究，口述史是一种双向直接的当代史建构活动。这至少有三层意思。
1.口述史是一种历史研究。口述史作品是什么?很多人说是史料，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史料，是现代学术研究视野下的概念，是指可据以讨论的文本(包括文献、图像、录音、录像等凝固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外在的泛指，不是内在的特指。口述史作品是史料一种，研究者自然可称之为史料，但这绝不是口述史作品自身的特征。口述史本身是一种经研究后形成的历史作品，它是通过采访人与受访人双向历史认识互动建构起来的历史作品。只是，从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二分理论来看，口述史作品是历史书写作品而已。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两者只有初级加工与深度加工之分，不存在天生的史料与研究之分。
历史记录有两种，一种是及时记录，一种是事后回溯，口述史属后者。口述史是一种有意识的专题性历史回溯，有意识的系统回溯就是研究了。口述史是建立在采访人问题框架下的询问。在初步调查基础上，设计出相关的问题，直接面对面地搜集资料，从而获得想要的历史答案，然后建构历史文本，这是一个研究过程。这种系统的回溯，可以记录下一个人完整人生或某一段人生故事。
复杂的口述史建构，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口述与文献相结合的。只有当受访人完全没有文献记录的情况下，才会依赖口述史本身。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全面的研究，因为在文献之外，多了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口述史的研究性，要求我们提升口述史的研究性含金量，而不是简单的记录下受访人的说话而已。简单的口述史，谁都能做，但复杂的口述史，须由专家组织。要问出高水平的问题，须有复杂的思考与技巧。
2.口述史是直接的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一种由文献到文献的间接研究;这种理解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愿，不得而知;而且，似乎也不需要征求当事人的意愿。而从当代史领域产生的口述史则突破了这两大限制，它是面对面的双向建构活动。口述史研究，不经由文本，直接与受访人接触，所以称为直接的历史研究。研究人员抛开文本，与历史人物进行直接的面对面沟通。直接的沟通与交谈，实际是对历史人物的现场研究，有人称为“口头治史”[11]。采访人心中要有一部当代史，将特定的人物与事件置于特定的时间段加以思考。事前要对受访人有初步研究，采访过程中要及时研究捕捉临时透露出来的有用信息，事后整理成稿时仍得进一步梳理重要信息，以便下一步补充采访。成熟的口述史，是建立在不断的逐步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口述史是双方建构的历史，是当事人自我认知历史，也是采访人的好奇追问史。此前，传主自己都没有对自己的人生历程作过系统的梳理，他们的历史记忆未加整理过，不知道哪些要记录下来，而现在是历史人物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也可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要什么就可问什么。这种双方均可满足的双赢式历史建构活动，是此前不太容易出现的。共同的建构有望克服更多的历史认知盲点。口述史不同于文书与记者的记录工作，它更近于史家需求，是用史家的技术要求与理念去创造新的历史记录。某些不理解或注意不够的东西，可以在双方的不断沟通中得到纠正或重视。以这种方式留下的文本，有可能更为精确，更能细节化。
3.口述史是当代人治当代史。口述史的受访人是当代人，采访人是当代人，所以口述史是一种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活动。中国一直有一种当代人写不好当代史的观念，这应是君史时代的特点。在公众史时代，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12]375。从公众史角度来说，当代人治当代史，优点更明显，“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12]379。口述史有可能留下普通人对当代历史的认识。普通人的历史认识，指他们对大历史、小历史的独到观察与体悟。某些个人的体悟，相当到位，绝对不逊色于历史学家。口述史离生活世界更近，比传统的通过文献接近历史。历史是当事人的历史，当事人最了解事情过程及相关的社会关系。所有人的历史认识，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知识背景下形成的。当事人处于事局之中，处于人际网络结构之中，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直观认知，显然真于他人。如果当代都写不好公众史，则异代更为困难，因为少了当事人的回忆，很多材料都不存在了。我们的口号是，留下当代人对当代史的理解，不要等待后人来理解。
当代人治当代人物史，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模式。人类一直处于被动留下史料阶段，前人留下什么资料，后人只能用什么资料。口述史的发明，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阶段。过程性的历史，多存于人类大脑之中。口述史采取了更为主动和接近本真历史的研究方式，能直接从大脑中搜集历史记忆。当代人共同的、直接的双向沟通活动，将历史研究、文本建构工作提前了。主动存史的优势是，采访人有较大的选择余地。采访人在制订口述计划、实际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查寻和发现历史[13]。口述史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料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采访人有可能搜集到更为完整的历史资料，有望留下更多的有意义的历史资料。说到当代史，人们总会说忌讳多，太难写。笔者以为这种认知要加以细化的分析。从利益避忌来说，君史与民史写作均有这种限制。不过，从正反面来说，则有较大的区别。异代修史，当然可以超脱利益圈，写出当代人因利益避嫌而不敢讲的东西。至于讲述正面事迹与人之心态，当然是当代人强于后代人，当事人强于局外人。历史当事人活着的时候动手写作个人史，显然强于当事人死后的追述。在口述史模式下，采访人具有足够大的获取史料的空间，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意愿，多角度、多层面来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完整的口述史要提供三种版本资料：一是声音版本，二是图像版本，三是文字版本。这也就是说，口述史有可能将受访人的声音、形象记录下来。不仅能拍摄到受访人当时的形象，还可翻拍到受访人此前的老照片。还可以从受访人家中搜寻到相关的档案资料(文字、证件、证书等)。从我们的宁波籍全国劳模采访活动来看，主动存史至少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私有档案的公开化。某些劳模家中，保存着丰富的个人档案资料。这些材料藏于家中，是作为私有文献存在的，外人并不知道。我们的翻拍，使这些私密材料得到公开化。二是散乱材料的集中化。某些底层的工农劳模，缺乏档案意识，材料的保存四零八落。我们的搜集，有可能使之集中化保存。三是生前主动搜集。中国人缺乏超越意识，一旦老人离世，有可能将之有关的物品销毁。我们趁老人活着的时候，主动出击，有意识地到其家中搜集材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这种不测。总之，这是一种有关历史主人的资料全面搜集活动，是一种抢救历史的活动。其次，某些疑难问题可以当场得到解决。在前代史模式下，历史对象已经故世，某些疑难问题，无法当面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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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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