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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证会上，也对杂志的命名进行了讨论。因为我们希望把杂志办成民俗学的理论刊物，所以打算仿照《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理论刊物把刊名定为《民俗研究》，现在提出来征求校领导和老先生们的意见。当时有的系领导担心这个名称太高，我们力量薄弱撑不起来，建议改为“民俗学刊”或者“民俗与民俗学”等名称。我和叶涛认为还是保留《民俗研究》这个刊名为好，因为刊物的名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先号下。尽管我们现在力量不强，但是可以努力提高。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使用《民俗研究》作为刊名。文科办祝明主任答应提供办刊经费，特批2000元作为第一期的印刷费。经费尽管不多，而且仅仅是第一期，但却是刊物启动的第一桶金，极其珍贵，缺之不可。
自1985年6月决定办刊起，我和叶涛便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先是为刊物约稿和写稿，随后是编辑和出版。当时并没有把第一期称为“创刊”，而是“试刊”，因为我们当时心里也没有底，正如叶涛“忆创刊”所讲 ，当时是仅凭着一股闯劲和年轻人的热情先把工作做起来、把杂志编印出来再说。另外，我们也没有要主编、副主编的名分，没有争名逐利之心，只是想着把事情办好，
第一期的稿件全部是约稿和自写稿，祝贺创刊的题词、贺信和祝贺文章占了不少篇幅，论文和史料一类的文章也颇充足，后来又加上我和叶涛采写的两篇专访，竟完全没有刊登寒假民俗调查的资料。
1985年暑假，在稿件基本有了眉目之后，我和叶涛分头行动，我在学校继续编稿，叶涛于7月下旬去北京拜访钟敬文等老一代学者，约稿或者请题词，征求学界对创办刊物的支持。叶涛有着出色的社交能力，十几天后满载而归，不仅征集到老前辈的文稿，也得到钟老、容肇祖先生和罗致平先生的题词，还采访了杨堃先生。8月中的一天下午，我去看望关德栋教授，他告诉我乌丙安先生日本讲学刚刚回来，要我快去采访。我当晚就坐夜车赶往沈阳，次日上午就到了他家，乌先生大吃一惊，说：“我刚刚从日本回来，谁也没告诉，你怎么知道的?” 当他得知是我导师关德栋教授的指点，就会意地笑了。我们作了深入的访谈，他介绍了日本民俗学的情况，并提出了对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看法。因为有这两篇访谈，于是在这一期设了“本刊专访”栏目。
《民俗研究》的刊名由山大研究生处处长孙坚奋先生题写，封面由山东工艺美院教务长，后来担任山东工艺美院院长的张一民先生设计。孙坚奋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领导，题字没有问题。张一民更是老相识，1976年我借调在《山东文艺》小说散文组时，他是美术组编辑，我们曾一起住防震棚，一起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所以封面设计的人选首先想到他。他一求即应，很快拿出作品，采用传统民居门楼的造型，美观大方，深受好评。
《民俗研究》第一期于1985年10月底面世，正好赶上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我和叶涛就把杂志带到大会上，得到了全国民俗学界同仁的认可和嘉许。钟老接过刊物时说：“我们想办几年没有办成的事，你们两个年轻人办成了。”这是学界前辈对我们最好的嘉奖。1985年12月，徐经泽教授、王青山老师和我去广州参加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国际研讨会”，曾向费孝通先生汇报我们创办《民俗研究》杂志和从社会学角度开展民俗研究的设想，费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说山大的社会学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民俗学或许就是一个特色。这更坚定了我们走民俗学社会学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1986年《民俗研究》编印了两期。遗憾的是，1986年秋，学校给社会学系一个赴德国进修的名额，我开学后就去上海外语学院培训德语，1987年底去了德国弗赖堡大学学习。由于繁重的学习任务和当年通讯联系的不便，以及接下来的转读学位和留德供职，此后我就没有再参与《民俗研究》的编务，自1986年第2期(总第三期)开始，杂志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只有叶涛一个人在做。创业难，守业更难，叶涛历尽艰难，勤勤恳恳，二十几年如一日，对《民俗研究》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成长为硕果累累，誉满学界的民俗学家。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够成功创办《民俗研究》杂志，除了凭着一股闯劲和年轻人的热情这些主观努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民俗学的复兴，如果没有社会学系“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广阔舞台，如果没有山东大学各级领导和学界前辈的大力支持，我们两个不可能做《民俗研究》创刊的主角，甚至不可能与民俗学结缘。我至今感谢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感谢哺育我们的山东大学，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学界前辈和同仁。
(附注：在《民俗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现任主编张士闪教授嘱我写一点回忆性文字。关于创刊，叶涛在“漫忆当年创刊时”已有详细介绍，此文仅作为补充。)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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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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