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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并不很清楚中国民俗
哈森： 民俗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民俗研究开始时，研究对象是文明社会群体中落后的、原始的部分。民俗研究在欧洲起源，研究的是欧洲大陆的落后群体： 农民、山地民、少数民族。法国大革命后，有些思想者，如浪漫主义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认为人们都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原始人生活在一种野蛮的状态下，但他们自由而平等，所以他将野蛮人看作高贵的野蛮人。后来，文明腐化了这种高贵，社会冲突增加，人丧失了自身的尊贵，即一种自然的状态。部分浪漫主义哲学反对“帝国”这个概念。在国家主义诞生的时代，人们开始重视“自己国家”的风景、语言、歌曲。同时，国家主义的另一面是异国风情。他们离开欧洲到处旅行，去美洲、非洲，想去找一片平等的、没有社会冲突的土地，寻找高贵的野蛮人。于是，具有异国风情的远方的叙事，关于远方人的故事，还有欧洲大陆落后群体的叙事流行起来。民俗研究的兴趣始于此，这在英国原来被称作“流行的古董”。威廉·汤姆斯提出了“folklore”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仅仅用“lore”，因为“lore”代表了关于民间的一种知识，但既然用了“folklore”这个概念，就一直使用了它。这就是欧美民俗学起点上的一个背景。
田兆元： 欧美民俗学大约有两百年的历史。中国民俗学应该有至少两千年的历史。我们把《诗经》的采集当作中国民俗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的统治者和精英就把民俗当作一种理解地方社会和民风民情的工具，通过观风问俗改良政治。同时，将民间的音乐歌谣与贵族歌谣和庙堂音乐合编在一起，进行审美欣赏和人格教育。统治者的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合一，构建成一种社会和谐的音符，这是最为出彩的地方。后来，中国文化的奠基人孔夫子和老子分别有重要的风俗思想，把“安居乐俗”的社会看作是理想社会。在儒家典籍里，既有充分的对于民间习俗尊重的规定，也有礼制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好的风俗就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社会理想。中国的知识者一方面是民俗的直接建构者，一方面又是风俗的收集记录者，而收集记录也是为了风俗建设。从社会改造和风俗建设来说，中外民俗学的起源点是很相似的。
哈森： 但是，现在的民俗和民俗学有了很多的问题。新的大众媒体出现后，人们不再讲故事，没有时间谈话。现在，人们只与电脑交流。但是，电脑不过是物品，不是人类。还有很多类似的替代品，都会改变传统的民俗生活，虽然传统民俗仍然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民俗学家现在的任务之一是对民俗事项的收集和维持，做好保存、收集、分类、档案管理，使之容易得到。
田兆元： 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传统的民俗正面临消失和改变。我们都在保护民俗文化传统，也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保护文化遗产只是我们民俗学所要做的工作之一。现代社会仍依照特定的民俗生活发展，并不是说现代化就没有民俗了，都市化就没有民俗了。民俗随着时代改变是一基本规律。现代民俗作为一个工具，同样具有很强的功能，也是一种传统的礼俗合一的努力。文化的多样性诉求在民俗这个领域得到充分的拓展，民俗学也面临新的机遇。
哈森：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民俗学也开始关注都市民俗和应用民俗的研究，关注公众民俗生活。这区别于民俗学诞生之初的浪漫想法。美国民俗学一方面关注传统的世界民俗形式，如歌谣故事。我就希望依照传统的做法进行世界民间故事的分类研究，这在美国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另一方面，美国民俗学也面向现实，进行美国当下民俗的研究。
田兆元： 与美国民俗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不同，中国民俗学目前注重本土的研究，且本土化越来越严重，甚至高度地域化了。这也是教育制度要求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造成的。它有其合理性，但过度的资源化也影响研究的深度。同时，应用层面的简单化，缺少多学科的意识，也容易造成民俗学研究视野的狭隘。美国民俗学也是资源化的，比如中国的民间故事，他们拿去，文化产品生产出来了，反过来在中国赚钱不说，还冲击着本来的文化传统。所以，在国际化的研究视野下，深度开展应用研究方面，我们得向美国的民俗学界学习。
哈森： 中国的民间故事很多，但是没有进入国际民间故事检索体系，因此，进行世界民间故事研究的学者，缺少关于中国民俗的英文资料。所以，现在的世界民俗学，其实关于中国的东西并不多，因为中国的学者主要是自己研究。
田兆元： 中国民俗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建，现在有近百所院校具有民俗学教学机构和学位点，近十所院校培养民俗学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中国的民俗学教育可能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的民俗学教育基地，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也在中国学习民俗学专业知识。确实，我们需要交流和向外传达，这是我们未来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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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1日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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