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的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北京、上海对于小镇人而言只是两座遥远的大城市的名称。但是因为有奶奶的两位哥哥，这两座城市与我们家有了联系，家里经常会有北京上海的来信、著作，北京果脯、上海大白兔奶糖成了我儿时的最爱。小镇人对来自大都市的著作并不感兴趣，阅读的人很少，主要读者就是奶奶自己。她经常告诉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书，这才是最重要的财产。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果脯和大白兔奶糖。以至于我第一次到了北京、上海，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传说中买果脯的王府井大厦和大白兔成堆的南京路。对于奶奶的两位哥哥——老舅们的学术成就，估计包括奶奶在内谁都不明白，只知道大老舅贾芝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当时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社会科学院是两个单位)，看到他的作品，都以为他是诗人。读小学时，奶奶告诉我她大哥是李大钊的女婿，小学课本上《我的父亲》一文就是李星华口述，大老舅记录整理的。二老舅贾植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给家里邮寄过《狱里狱外》，奶奶经常“强迫”我们阅读，但当时大家对书籍都不感兴趣，只是瞄过几眼，知道这些书是老舅们的作品。奶奶总是强调：“他们才是大人物，比咱们镇长、县长的(当时脑海中最大的官员就是县长)出名多了。”

　　老舅们的故乡之行

　　传说中的老舅们进入现实生活是1986年的事情。两位老舅在很多人的陪同下到了古城家中，这是家中的大事，向学校老师请了假，专门回家照相。因为年岁较小，不太理解家长的行为，但是提起照相却激动无比，当时照相对于寻常百姓家还是稀罕事。只记得在大院的中间，灰突突古旧的两层楼外，全家二十几口人一起照了“全家福”，至今家中还保留着这张照片。老舅们在家住了两三天就离开了，因为太小，对老舅们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大老舅稳重温存，二老舅爽朗谐趣。之后，奶奶家客厅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就压着两张重要的照片，一张彩色的“全家福”，一张兄妹三人开怀大笑的彩色照。至今家人依然记得，大老舅当天晚上请大家讲民间故事，听说我母亲能讲故事，他还专门请她讲述了“金砖窑”的故事。对于二老舅贾植芳的印象，只记得“提到古城房子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咱们觉得冤枉，就到县府大堂外举着状子喊冤去。”大老舅很无奈地说：“你总是那么调皮、没有规矩” 。

　　我们家记忆力最好的是二叔毛顺明和姑姑毛荣明，他们能够记住家中所有事情的细节，对古城镇也非常熟悉，几乎认识小城的所有人。现在由于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家人相聚甚少。只要团聚，二叔除了做大量我喜欢吃的美食外，就是讲述我奶奶家的事情，他希望我可以记述这些事，只可惜我笔拙词钝，常令他们失望。2008年、2009年、2012年的几次短暂的想聚，二叔都曾给我讲起贾芝和贾植芳前往陕西延安和秋林镇的事情。下文根据他的口述整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贾芝无法到北京继续读书，他从家中到了陕西西安，后来去了延安。有一天李星华和弟弟李光华一起到了候村老家，姥爷姥姥知道他们两位的出身，因为大姥爷在济南做生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知道李大钊是谁，也知道他们是李大钊孩子，家人以极高的礼遇招待着他们姐弟。他们在老家呆了一个多月，他们提出想到延安，当时晋南小山村候村到延安的路程极为遥远与艰难，而且阎锡山的战时总部就位于黄河边上吉县的克难坡，这当时是到延安的必经之路。姥爷最后派了长工玉玉，赶着几头骡子，带着干粮，拿着银元将他们先送到了在秋林镇供职的贾植芳处。后来贾植芳联系，将姐弟两人送到了延安。我妈和姥爷姥姥因为日本人打到了古城，他们全家带着必备之物经过黄河渡口——壶口，千难万险地先到了宜川，在那儿我妈跟着二舅找的一位老师学习，这位老师曾在几个国家留过学，通晓拉丁文、俄文等。后来她又到大哥工作的地方——延安居住，她也就到了延安中学和延安抗大二分校读书。日本人投降后，他们迅速地回到山西老家。

　　上述事件与经历贾植芳在多处撰文提到过，家人的记忆没有年代和历史背景，可能只是事件的一个剪影。

　　最后还想用几句话说说我的奶奶。奶奶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还是遵照父母之命留在了家乡，几十年都过着与自己身份、经历极不相称的生活。在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她以浆洗衣服、看管自行车、做手工花圈为业，但她从未流露出过哪怕一丝的悲伤，留在我记忆中永远都是她虽然瘦弱，但坚强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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