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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虎彬:个案研究不能忽略理论关照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尹虎彬
  作者:尹虎彬 记者 张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5-06-26 | 点击数:9367
 

  部分个案研究者缺乏学科历史和理论的关照

  中国社会科学网:事实上,个案研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带有一定主观性等限制性条件,往往操作的合理性与最终结论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面临质疑。比如,原始素材的被“污染”、个案选择对于总体结论是否具有代表性等等。据您观察,个案研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哪些方法论层面误区?

  尹虎彬:在民俗学个案研究的过程中,田野作业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集中反映出研究者主观性介入程度的问题,我们不会一概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是逐步地被人们警惕的一种陷阱。我在2007年参加了芬兰民俗学暑期学校。有一个芬兰民俗学博士生正在做移民社会的口头叙事研究,她的田野是跨国的现场,她的被访谈者是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他者”。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一种反省性和将研究者自己进行自我定位的反思。这就是要了解在研究过程里,研究者对于建构材料所起的作用、建构意义的作用。田野作业过程中时的邂逅,关于“田野”的界定,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交互主体性。在多元文化和跨国家的田野实践里,或者进行“多地方性的田野调查”时,研究者在“异己”“自我”文化之轴上做自我定位是很困难的。比如,在哪些方面,研究者是局内者,在哪些方面它又是局外人。这种二元划分到底又有多大的研究意义?作者试图探讨她本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被访谈人的面前的,向被访谈者到底展示了什么?她和她的被访谈者的文化背景以及她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又怎样影响了这种不期而遇的交流,影响对话和调查材料的结果。“相同性”(sameness)和“他性”(otherness) 在研究过程中将会起到什么作用呢?作者还涉及了权力、性别、角色(研究者-朋友)以及这些因素对于研究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关系之影响,以及对整个研究项目的影响。

  另外,以往口头传统个案研究的片面性出现在我们固定不变的文类观念。其实,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正如物种的多样性,口头传统丰富多样,其形态受传统法则的制约。每一种语言表达都是口头传统种群的成员。这些种群在社会生活中是天然共生的,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的语境统合其生态系统,共生和互哺有可能是事实。我们田野作业的目的却试图捍卫单一文类的优越地位,我们是在社会功能上理解每一种文类的,而我们需要理解每一个实际发生的互动过程。比如,我们在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生态系统之内发现的种类,即有史诗、挽歌、医疗魔法咒术、谱系、未分类的种类。以上这些都是彼此共生的。口头传统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在人们的实际生活里,民歌、民歌文本、故事讲述以及音乐表演等,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因此,田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歌不是孤立的实体,它们是人类行为的形式,它们的语境是社会生活和社区文化。口头传统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

  我们在上面简单谈了主观性限制的问题。对与中国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或者叫做个案研究来说,大量的问题还是基本的学术训练不够,进入田野之前的准备不够充分,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不够长,开展调研的次数有限,也因为对大量的民间传统文化的熟悉和理解比较浅薄,因此难以深入。更为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个案研究,大量地是一些模式化、格式化和僵化的写作。问题原因还是出现在个案研究者缺乏学科历史和理论的关照,缺乏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底蕴。更为重要的是,个案研究的灵魂是时代赋予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脱离时代对于理论的诉求。

  好的个案研究在于“小中见大”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一种好的个案研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纵观学术史,不乏很多学术大家以良好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史上的典范,请您举一两个案例,谈一谈其作为个案研究的成功之处?

  尹虎彬:谈到民俗学个案研究的典范,可以说例子很多。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对芬兰史诗和印度史诗的田野研究,另一位芬兰学者洛蒂?塔尔卡对于乌库涅米口头传统的研究都可圈可点。在2007年芬兰民俗学暑期学校上,洛蒂?塔尔卡做了题为《乌库涅米口传歌库:卡莱瓦拉韵律诗中的文类、权威性和传统》的学术演讲,这是一篇凝结了她长达15年心血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研究范围为1821-1921这一百年间在乌库涅米搜集的《卡莱瓦拉》韵律诗歌的全部作品:其中涉及175位表演者(其中99位为妇女,76位为男性),38位搜集者,499部神话-历史史诗,38篇地方性历史诗歌,1255条咒语和符咒,193首抒情短诗,45个歌手的开篇程式,334条格言,还有其他文类。这项研究把现地田野调查和档案馆资料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在材料的历史跨度、多文类的广度、文本类型的复杂程度上,都是以往的研究和短期研究所不及的。 一般认为史诗包含了多样的文类,但是,史诗又不等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文类。那么,史诗是通过什么力量把这些文类融合到一个宏大的叙事之中的?我们可以从跨文类互文性来探讨这个问题。口传诗歌从整体上存在着一个交互联系的互文之网,这个网是由共享的诗歌语言来编织而成的。口传诗歌的权威性是通过表演者的演述实现的,表演者通常具有超常的能力和知识,具有魔力的咒语,语言的力量和巫术的力量乃至神的力量,表演者借助了这些传统的力量。

  我在不同场合提出过一个学术研究的规律,这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民俗学者需要15年的时间的磨练。对于从事口头传统研究的学者来说,他可能从一个传承人研究入手,了解一个民俗学样式,比如,故事、史诗、相声等,下一步可以扩大到一个特定传统,研究特定地区的传承人群体,再进一步可以回到特定文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反思一个文化。这种境界是芬兰科学院院士西卡拉提出的。她自己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我在上面举例太多外国的研究者,其实中国学者的研究一点也不逊色。就一种好的个案研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这个问题,我的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同仁们比我还有发言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的蒙古史诗的口头传统个案研究是非常出色的,堪称一个典范。另外,巴莫曲布嫫研究的彝族史诗田野研究风靡一时,至今仍有意义。她提出田野研究的几个基本要素:传统、传承人、演述事件、研究者等几个在场的原则,成为口头传统研究的一个范例。详细的成果大家可以网上查阅。

  我们谈了这么多,也仅仅围绕个案研究这个小问题,而且仅仅限于民俗学中口头传统研究的小领域。其实,学术的意义不在于人们研究的问题是大是小,是大问题还是微妙的小问题。有时小问题反倒带出了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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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06月25日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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