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意识从社会现实生发而成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赵勇认为，二者虽然都研究大众文化，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更注重理论层面的形而上思考，伯明翰学派则更看重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融合，擅长以文化视角观察、应对社会现实问题，似乎更“接地气”。
赵勇表示，宽泛而言，所谓的文化视角应该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总体特点，但霍尔对文化的理解与其前辈又很不相同。例如，在威廉斯那里，他只是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理解与利维斯主义相比已然是一场革命;而霍尔则向前推进了一步，把文化看作一种“斗争方式”。他特别提出：“大众文化既是其斗争场域之一，也是这场斗争输赢的利害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文化’很重要的原因。”
赵勇认为，把大众文化理解为斗争场域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在此之前，大众文化一直被当作一种实体性的东西加以对待。但霍尔却把大众文化看作文化霸权争夺战的竞技场。如此定位大众文化很可能意味着如下事实：大众文化本身是不存在什么立场的，谁能够抓到它，它就会为谁服务。由此可以看出，霍尔的问题意识并不是从理论本身出发，而是从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中生发而成。
注重探究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文化问题是新左派知识分子不断强调的问题。在新左派的政治理论中，文化分析与文化政治始终处于核心地位，霍尔也不例外。”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胡疆锋这样对记者表示。霍尔把文化看作是一种表意实践，注重探究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借此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徐德林认为，因为“始终保持理论思考与现实介入的良性互动”，霍尔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理论视野和关注对象。正因如此，霍尔的思想始终具有当下关切性，可以有效影响或指导文化研究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他的重要遗产之一——“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的接合理论。
1980—1985年，霍尔形塑了接合理论，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霍尔形塑接合理论的成功并非仅仅在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传统、对还原论与本质论的持续批评，同时也联系着霍尔对“关键时刻”的把握，关乎撒切尔夫人当政以来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英国社会文化现实对理论阐释的渴求。
撒切尔夫人的英国福利制度改革显然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却为何“赢得”了后者的“认同与支持”?霍尔发现，撒切尔夫人行使了一种独特形式的领导权——“威权平民主义”，它强调“对一种基于法律、秩序和家庭价值的新的平民道德的需求”，并且“通过将受欢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界定为包含所有人，它也变成了一种道德力量”。赵勇称，霍尔在思考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时意识到，撒切尔夫人很善于走亲民路线，很善于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威权，使平民威权化、威权平民化。新左派要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就必须知彼知己，甚至学习撒切尔夫人的平民性，用常识、大众文化抓住人心。这是霍尔的斗争策略，也是其思想有底气的原因之一。
徐德林表示，接合理论代表了霍尔等文化研究学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理性思考与选择，暗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别样”态度：既不是阿多诺与利维斯主义者的“批判”，也不是本雅明和萨特的“利用”，而是一种与“俯视”无关的“理解”。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19日第561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