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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先秦文化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初是如何对汉学研究产生兴趣的？
马修：现在回忆起来，我对汉学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国老一辈汉学家研究的影响。特别要提到的是葛兰言，在我看来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汉学家。我念大学时，葛兰言的书是必读书目之一。他从社会学角度解读先秦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汉学。他的研究综合了传统注释大家的方法和法国社会学派的成果，最为卓越的是葛兰言的综合能力和他还原上古风貌的能力，他还通过解释让西方人理解中国从上古到中古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葛兰言所使用的中国先秦材料，让我在阅读中受到极大启发，也激发了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当然，更吸引我的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一开始我是以先秦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先秦文化是后来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系统的基础，对后世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想要深入研究汉学，或者更彻底地了解中国文化，就应该研究其文化的源头，所以我选择研究先秦及上古时期的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您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汉学研究工作？
马修：对欧洲汉学家而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因为通过研读这些文字，可以直接深入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从文本中了解作者的意图，从字词中解读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这种愉悦感伴随了我40年。
40年前，我开始从事古汉语研究工作，并在法国推广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神话和哲学思想。多年来，我关注的领域比较宽，早期研究神话比较多，后来还涉及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研究，也研究过墨子、列子。近几年我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道家典籍上，最近刚刚出版了与一些法国和加拿大学者共同翻译和注释的全译本《列子》，还与几位法国同事在筹备《古今中国诗选》的编写，篇幅超过1200页，也将于今年问世。我下一步会将工作精力主要放在郭店出土的竹简翻译与研究上，其中老子的部分已经翻译完，但郭店出土的其他竹简还不为人所知，这也十分吸引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上世纪80年代曾到访中国，与中国的神话学者、民俗学者进行过学术交流，是否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所关注？
马修：我30多岁来中国时，曾见过钟敬文老师，还和袁珂先生通过信。从我做《〈穆天子传〉的译注暨批评研究》到《山海经》、《搜神记》等一些神话研究，我大量阅读了中国神话学者的研究著作。那时候我还年轻，但当时的钟敬文、袁珂等老一辈学者已经是很有学识的大家，他们向我介绍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信息，学识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是我重要的榜样。即使到现在，我们都要承认做神话研究就不能绕过袁珂的研究。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当时没有有意识地利用现代学科的方法和研究理论，大多是将一个个神话碎片串起来形成连贯的故事，这是他们当时研究的局限性。
1985—2013年间，我没有再来过中国，但我依然关注中国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通过阅读大量中国学者研究著作的方式和他们保持学术上的互动。西方学者更倾向于将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文本研究中，而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方法和学科范式更加多元，视角也更为开阔，但在知识储备上可能不如过去一代的学者丰富。
现在中国学术界在语言学、文献学等各学科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也有很多相当不错的作品问世。他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对元典文本进行解读，对欧洲汉学家来说，他们提出了更具启发意义的理解。阅读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比如中国学者李炳海参与编写的《中国诗歌通史》（先秦卷）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整个系列有11卷之多，欣喜之下我也买了一套。有一次他们的研究团队去巴黎，我有幸见到李炳海，双方的研究团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希望以后能保持这样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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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3日第6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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