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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排列我们可以看出：当中央政权强大时，与西南民族的政治联系就紧密，反映在文献上记载也就详细，如《新唐书·南蛮传》就有上、中、下三篇。反之，文献记载则简略。
除上述各朝正史中有西南民族的专传外，历代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南民族的记载，较为重要的如常璩的《华阳国志》，樊绰的《蛮书》，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田雯的《黔书》，李京的《云南志略》，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李心衡的《金川琐记》，姚莹的《康輶纪行》，陈浩作的《黔苗图说》，无名氏作的《土官底簿》，郭松年的《大理行记》，龚柴的《云南考略》，肖石斋的《乌蒙纪年》，无名氏的《乌蒙秘闻》，刘彬的《永昌土司论》，赵翼的《平定金川述略》，魏源的《西南夷改流记》，无名氏的《招捕总录》，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余庆远的《维西见闻记》等。上述文献大多根据作者调查所成，虽然写作目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史研究，但学术价值很大。
中国西南的地上和地下还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民族历史的遗存和遗物，如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云南楚雄万家坝遗址，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大理太和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和遗物为研究西南民族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历代遗留下来的摩崖碑刻也保存了许多十分可靠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如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这些特殊载体的文献，可与史料相印证。
通过以上的回顾，大致可以将古代对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作以下几点归纳：
1．历代文献记载和史家的研究，都从大民族主义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浓厚的政治色彩，缺乏客观性，表现出“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民族史观。
2．注意族源的论述，经济文化反映不够，故一般性的叙述较多，缺乏深度。
3．由于史家从大民族主义出发，从政治统治着眼，故文献中或以描写政治对抗为主，或以描写落后的“蛮夷”习俗为多，认识上有片面性。
4．所有的研究还处于自发的、不自觉的阶段。
5．虽然研究西南民族史的文献众多，但缺乏系统，加之民族融合现象普遍，故文献中难以看清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二
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日本、俄国的一些学者、传教士、探险家以各种名义不断进入中国，部分人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有：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清末在云南、贵州、四川对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进行调查，写出了《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英国人丁格尔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西南，对汉族、苗族、彝族、白族作了亲自观察，写成了《丁格尔步行中国记》，书中多有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英国人立德清末到川边及云南，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和《穿过云南》；英国人烈敦著有《中国：川北族行报告》；英国人戴维斯清末多次到云南，著有《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间的链环》；英国人克拉克在云南调查后，著有《在中国西南诸部落中》。［1］（P61－72）
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国外学者的研究和著作，激发了部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强精神，面对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危亡，学者们对民族研究更加注重，这对国内学者研究西南民族史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近代中国著名学者中，较早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史的人是梁启超。他先后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三苗九黎蚩尤考》、《春秋蛮夷戎狄考》、《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在上述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梁启超花了很大篇幅来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对族属源流的研究颇有见地，对西南民族研究的许多结论，至今仍可视为定论，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已开始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名称和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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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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