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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美国政治学者Katherine Kaup指出的[11]，虽然学者们(尤其是人类学)意识到中国当地政府是塑建少数民族文化身份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对国家结构(state structures)的理解上常常不充分，呈现笼统化(generalization)或者不准确的区分(imprecisely differentiated)。而国家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县州省等地方行政结构，意识到他们在少数民族文化塑建过程中的独特性是很重要的。Kaup强调在她所研究的壮族问题上，这些不同的地方政府(云南和广西)从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对国家民族识别政策的不同实施而造成了壮族在两省境内不同的自我认同。与此类似，在政府主导的节庆旅游中，如果版纳地方政府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意志的代表，那么当地政府在泼水节的展示中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国家意志?同时，傣历新年节是一个以地缘民族性为基础的传统节庆， 当地政府如何把官方仪式中所表现的国家话语置于地方的语境中，并和这个传统节庆建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是否或者如何进行一种地方化的表述?
这些问题说明，在探讨政府主导的民族节庆旅游时，注重权力结构的分析使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角色的在场和他们在舞台上地位不一的位置和关系，而我们不易看到或者忽视的则是角色的具体多元性，角色本身的行动话语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上演的“戏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认为美国民俗学者Beverly Steoltje对节日仪式研究领域中的权力问题的讨论[12]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Steoltje指出，仪式、节日、庆典、集市商会、大型表演(spectacle)等这些“仪式类事项(ritual genres)”“不仅是权力操练运作的发源地，而且是展现这种操练和运作的舞台”。然而，在民俗学及相关领域中，节日仪式研究曾经浓重依托结构主义和象征符号学，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明确集中地探讨权力理论和问题。在评析这一研究趋势时，Steoltje注意到学者们所注重的权力问题也不尽相同：“当我们寻求仪式的意义和变迁时，我们是在关注结果，当我们分析仪式如何获得其效果的方式(means) 时，这是对权力场(the locus of power)的探究”[13]。Steoltje认为，这种不同表明了学者们对节日仪式空间内的权力的理解不同。前者从统治和服从的角度解释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失衡(“结果”)，而后者强调了权力的创造性，把权力理解为一种社会资源和造就社会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基础，强调对其运用的能力。
为了综合这些研究趋向，尤其是突出仪式空间内权力的运用和创造性的研究，Steoltje提出了一个关于权力和仪式表演(powe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ritual)的研究模式，即通过仪式的形式(form)、仪式生产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和阐释性话语(the discourse of interpretation)来研究权力的实践。Steoltje指出，在仪式生产的组织过程中，具有决定权的生产者控制着权力的流动，而权力的展示运作结果决定了仪式事项的具体形式和表演。同时，形式及其固定性和熟悉性体现了对材料的一种控制，形式在展示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上的愉悦是这种控制得到有效实施的途径。而最终，Stoeltje强调，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的，权力关系的建立、加固和实施都无法离开话语的生产、累积、流通和运用。因此，在Steoltje看来，这些相互关联的三方面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场所，提供了追踪节日仪式空间中权力流动和运用的有效手段。
如上所述，Steoltje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对仪式空间内权力的源起(sources of power)并追踪权力的流动的强调，是深受福柯理论的影响。Stoeltje认为福柯的理论把权力这一概念从纯政治的领域解放出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柯强调对权力的地方形式(regional or local forms)以及由于权力的影响而成为边缘主体(peripheral subjects)的研究。权力被理解为不仅在流动中进行，而且个体成为权力传递的载体。因此可以说，Stoeltje提出的研究模式是在此种影响下试图把福柯注重权力实践的角度应用于民俗学的节日仪式研究，体现了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理论化的一种具体努力。
这种模式被后来的学者们借鉴并用来研究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旅游化的节庆活动，比如，美国民族学者Sylvia Rodriguez在对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旅游城镇Taos的Santiago和Santa Ana民族节日分析中，利用这种模式探讨了节庆空间中的民族关系、政治宗教秩序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14]。又比如，美国民俗学者Lisa Gabbert对美国爱达荷州MaCall镇旅游化的冬季狂欢节的研究。Gabbert考察了在这个社区的经济转向旅游业后其社区身份在节日中的展示和塑建[15]。通过对节日的形式、表演、组织过程、参与表演者及话语的考察，这些研究不仅探讨了节庆空间中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的话语的交织而且着重讨论了不同社会群体如何通过这一空间而实践这些话语。
在以下的分析中，本文将这种权力实践的视角用于对景洪傣历新年节展示过程的解读。当代景洪市的傣历新年节庆虽然是整个版纳州节庆活动的一部分，但其本身从很大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版纳州傣历新年的庆祝在时空上具有着纵向的层次结构，即以首府为中心、然后在下级的乡镇地区依次展开的方式庆祝，各地的节庆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景洪节庆的旅游化过程已经使其转形为一个历时三天、游客和本地人共享、有接近十万人参与的公共文化展示。
在这个大型综合的文化展示中，标志性的节庆活动主要包括13号的文化游演、开幕式和澜沧江龙舟赛，14号的宗教游演、浴佛法会和赶摆[16]，以及15号的泼水活动。然而，节庆中的其它经贸文化艺术娱乐活动等不仅多样丰富，而且在正式节日前后的一两个星期内延伸。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限于部分节庆活动的分析，即13号由当地政府组织的文化游演和新年节开幕式以及14号由版纳总佛寺主要参与的宗教游演和浴佛法会仪式。这些专门策划的、具有强烈展示性的游演和仪式体现着组织者对节庆空间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和运用，是其节日叙述得以集中有效表达的载体。因此，对这些节庆活动的组织、形式和话语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不同的仪式生产者在同一节庆空间内的话语实践、权力互动以及所产生的节日叙述的复杂性。以下的资料来自于笔者2002年和2010年在景洪市就傣历新年节这一课题做的田野调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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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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