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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
《剑桥中国文学史》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各50万字，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艾朗诺、傅君劢、林顺夫、奚如谷（上卷）；孙康宜、吕立亭、李惠仪、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等。全书以编年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上古的口头文学、金石铭文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写作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外在于国家的文化媒介。
上卷部分，从公元前2000年末的中国书面语言和早期铭文等问题入手，追溯了这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传统的起源。到了本卷结束的14世纪末叶，商业印刷文化已高度发展，在既有的文言文写作之外，新兴的城市白话写作已逐渐蔚为大观。本卷各章描述了一些重要王朝的兴衰起灭、宫廷在文学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会及物质语境、其他亚洲各国的文化影响，包括佛教的输入等等。而在这一长时段中，写作以及对写作的阐释，从一个非常小范围的、附着于王室的写手阶层的特殊技能，转变为一个大帝国的精英阶层的根本身份象征。
下卷部分，以1375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开篇，贯穿满族统治下的清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因而下卷的写作也相应包括了多样的主题，如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影响、印刷文化的变迁、朝代更迭与文学发展、青楼文化、女性作家的兴起等等。除了诗词、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外，本卷还深入讨论了西方文学的汉译，现代“新小说”的兴起等等。
建立新的文学史观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力图超越以往以文体或朝代分期为结构、注重作家个体和作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分析的传统文学史模式，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相对于文学的社会背景分析，更重视物质文化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杂志与报纸副刊等在文学的演变中均曾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相对于对作家个体的强烈关注，则更注重文学史的有机整体性，及对一些倾向和潮流的梳理，因此对文学交流、文人结社、文学社团、地域身份认同等多有着墨；相对于以往以朝代断代、将文学史与政治史重合，则更强调文学、文化的历史自主性。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创作突破了很多文学史创作的惯例，比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把初唐与唐朝其他阶段分开处理；比如在第六章王德威所编写的现代文学部分，“现代”的开始便定于1841年，而非通常所采用的1919年五四运动。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解释说：“我们写的是文学史，而非政治史，一个时期的文学自有其盛衰通变的时间表，不必完全局限对应于朝代的更迭。”
商伟所写的1723年至1840年的一章重点讨论了吴敬梓《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红楼梦》的成书及相关问题。《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剑桥中国文学史》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例如，现代的读者总以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类是长篇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阅读那个时代各种文学文化的作品就会发现，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 （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诗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类。这些小说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来喜欢该文体的读者们的提携。”也就是说，他们在世时寂寞无闻，他们的作品埋没多年后才为世人所知，只是19世纪以降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现代读者的推崇，这些成书于18世纪的文人小说才成为经典之作。
另外，《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一直写到21世纪，所以还讨论了近年来的华人网络文学现象，“时至今日，尚无任何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讨论网络文学，本书可谓早鸟先鸣，开启了此一最新的研究领域。”孙康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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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3-07-19 08:0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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