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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民文艺堪千古，发采扬辉要我人”
郁达夫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收有钟敬文的《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并在“导言”里说：“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按当作“海丰”）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是令郁达夫十分惋惜的是，钟敬文从3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热情呈现退潮之势。原因之一，如1930年钟敬文在《湖上散记》后记里所说，他认为：文艺创作是应负有社会任务的，它不是个人的消闲事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专心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有关活动。30年代，文艺创作是热门，民俗学是冷门，“但我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传教、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想到了放弃文艺创作。”最近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放弃散文创作，还因为已经认识到他以前的散文多是个人感情生活之作，30年代他已经接受了文学作品应是为社会、为民众而作的思想，开始从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钟敬文在他的《诗论》中说：“文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宗教。”在他对人生和事业道路的选择中，我们正是看到了这种殉道的精神。他曾经对朋友说过，“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写；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至少当时是这样。”“这种研究本身是一个庄严的事业，是民族民众所需要的事业，它的意义远大于我个人对散文诗歌的兴趣和爱好。”钟敬文的学艺之路，是以民族民众和时代的需要为选择的。
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钟敬文的学术道路与中国民间文艺学、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一起延伸——1927年，参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建立，主持民俗学传习班的事务，编辑中大《民间文艺》12期、《民俗》24期；
1930年，与娄子匡等在杭州一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间》、《孟姜女》等刊物以及丛书数种，又编印《民俗学集镌》两册。在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讲授“民间文学纲要”，为民间文学较早步入中国高校的尝试。这段期间开始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制作，制作了50多个故事类型，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1950年，创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80年代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1953年，在北师大创建“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
1977、1978两年间，参与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恢复工作。此间他草拟《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分头请顾颉刚、白寿彝等教授签名，呈交中国社科院领导；同年秋，该院颁发的应该研究的29种社会科学学科中，就列入了“民俗学”的科名；
1979年春，钟敬文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为期一年的高校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他要求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共同编写教材，并献出了他多年积累的讲稿作底本，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了由他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
1983年，他主持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小组，项目被列入“六五”规划文学艺术学科的重点。五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84年开始，参加组织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搜集和编纂工作，任总编委常务副主编兼故事卷主编；
1997年起，总监八卷本的《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的编辑（他的学生苑利任主编），今年年底之前将全部出齐。
……
在将近80年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钟敬文耗尽了毕生精力，也换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民俗学得到了全面的复兴，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这些与钟敬文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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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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