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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中国戏曲现代戏从延安出发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作者:陈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23 | 点击数:6470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始人柯仲平(左)与马健翎
  戏曲现代戏的拓荒人柯仲平和马健翎

  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

  柯仲平是新中国第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那一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只有丁玲和他两人。他因有一脸大胡子,而被毛泽东称为“美髯公”,人称“柯老”。

  “柯老”1902年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十八岁时,创作了第一首自由诗《白马与宝剑》。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与勉励”,在文化工作训练班学习后,当选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副主任,1938年7月,任民众剧团团长。

  据“老民众”回忆,当时有人问他,为啥三十几岁,就又是蓄胡子,又是拄拐棍的,他笑笑说:“工作需要么。别人是倚老卖老,我和马健翎是倚小卖老。民众剧团都是年轻娃娃,在老乡们眼里,青年人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不乔装打扮,老百姓就不放心同你打交道。我拿着这根棍,不管老乡是男是女,一见长着胡子拄着棍的,就知道你是老年人,就会让你进他家的门。这样,你不就与他拉上话了吗?”而他们的许多“新秦腔”创作,也正是这样“与老乡拉家常拉出来的”。

  柯仲平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始,拟定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至今读来,仍有启示意义。当时的延安,有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地方走来,有相当多不同见解。毛泽东希望以文艺形式“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而一些“留洋”回来的文艺家,对此是不屑一顾的。“柯老”在“宣言”中说:“有些文人是厌恶旧形式的,他们只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其实是离开我们中国大众太远了,他们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在我们大众里生长着的艺术。又有一部分文人是只一味崇拜中国旧东西的,这类守旧派,他们简直不愿往前进一步……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能学会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且也能学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并且同时能学会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过在利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在今天,我们第一必须利用的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要利用大众中有根源的活文化遗产。在艺术上,利用旧形式,就是利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重温这些话语,就发现我们今天说来说去,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事,其实并没有多少新观点、新玩意。民众剧团,正是在这个“宣言”的导引下,才在整个抗战实践中,始终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改造“老戏”、“旧戏”,演出反映当下生活的现代戏,使民众“趋之若鹜”。

  “柯老”把民众剧团带到1942年后,交给了剧作家马健翎,他自己任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去了。

  关于剧作家马健翎,曹禺先生1987年说过这样一句话:“马健翎在秦腔改革上是有贡献的,成绩不可磨灭,真了不起!”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戏剧家田汉来陕西,专程拜访了解放后执意不去北京而要留在陕西搞秦腔的“高干”马健翎。那时他住在关中农村一个叫常宁宫的地方,离西安有三十几里地。为熟悉生活,他特地在那里买了三孔旧窑洞,其中一间还住着一户老农民。离此仅几里地,作家柳青后来也长住在那里写他的《创业史》。田汉来到这里,见脚下河水潺湲,远处终南山隐约浮现,四周村落鸡犬相闻,便说:“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生活的海洋啊,能在这窝窝里生活,真是很幸福。创作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难怪你的作品好。”马健翎笑着说:“咱这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嘛,我就爱在这农村,和群众一起混。”田汉说:“你这才混出名堂来了,你马健翎不枉活一辈子人了!你的戏很多,我没几个,看了《游西湖》、《赵氏孤儿》,就知道你的功力,大手笔,曹禺说过你,有胆识,很恢宏,激动人心。你是艺术大师,戏曲界,我们的老师、大师。”马健翎瞪大双眼笑笑说:“我能有这么贵重?这是你主席(田汉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捧喝,我是一个兵,你领导的兵啊。”

  马健翎对于今人来讲,可能有些陌生,但一提起他的诸多戏剧作品,人们当会感受到他的分量,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现代戏《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等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至今仍是多家剧团经典保留剧目的《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等传统戏,也都是经过他悉心修改,才久演不衰的。有人说马健翎的戏剧成就,重在对诸多传统历史剧的重新打造和整理改编,而其现代戏由于趋时随世,时过境迁,已成明日黄花。而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奠定了马健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地位。马健翎创造的现代戏,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模仿与提炼升华,不仅具有生活的原汤感,并且注重“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把握,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怎么强调马健翎的功绩和地位都是不过分的。

  马健翎1907年生于陕北米脂的一个飘着书香的贫民家庭。米脂这个出产美人的地方,当时商业活动特别发达,演艺市场火爆,各类戏班一月数次光顾。他在学生时代就演“宣传进步主张”的文明戏,当教师后,又利用课堂阵地和寒暑假外出从事进步活动,险些遭国民党逮捕。无奈之下,逃往北京,一边在北大选修哲学,一边广泛涉猎戏曲精粹,不仅反复亲睹了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精彩表演,而且对其他剧种的特色、形态也一一熟知起来。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四处流浪”的马健翎回到陕北,先是在延安师范当校长,领导学生组建了“乡土剧团”,他们的演出好戏连台,观者如潮。“入伙”民众剧团后,他从一个民间“戏剧爱好者”,日渐走上“戏剧大家”之路。

  著名作家丁玲、文艺批评家周扬和许多老一代文艺家,都曾撰文评介过马健翎的文艺创作功绩,有学者甚至这样肯定马健翎延安时期的创作:“如果有人问,谁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我们的回答首先是马健翎。”无论是在生活视野还是历史视野上,马健翎都对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画卷,以及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文化记忆。他的《中国魂》、《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穷人恨》、《保卫和平》等剧的成功演出,不仅鼓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连美国朋友斯诺都几次对毛泽东讲:“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武器了。”因此,他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

  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这也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健翎每次创作完稿后,先要拿去给炊事员们念,如果这些人听不懂或者不喜欢,他就会反复修改,直到他们点头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健翎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他对民族戏曲本质的谙熟与圆通,如果只是寻求在剧坛上的怪叫一声,从而招徕一阵热炒,混个圈内“脸儿熟”,恐怕他的创作与改编实践,早就随着他上个世纪60年代的含冤去世而灰飞烟灭了。然而,他创作和改编的几十部戏,至今仍在大西北和更大范围内传唱着,我想,这对于58岁便在“社教运动”中含冤去世的“马老”来讲,已是最大的人生告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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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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