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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成功故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机遇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GDP总量上，我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强调的单一性经济增长目标所带来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专制历史最长、现代化进程最曲折(仅半世纪以来，我们就先学习西方非主流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接着又转向主流的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持续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8]显然，中国的这一“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中国的成功并不能依靠西方既有的理论模式予以解释，而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 [9]
在其他场合，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21世纪则将是亚洲的世纪。 [10]在此次论坛的基调演讲中，Gudmund Hernes又进一步结合当下中国的情势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机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中国所发生的变迁和面临的危机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理论上的机遇。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实践是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因为中国的这种伟大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人口最多;伦理群体、语言和经济组织(从游牧部落到高新技术)等共同性边界(common borders)最多样;“多时代性”(multichronism)(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共存)和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在保有传统文化之持续性(如力主精英领导的儒学思想的影响、共同的成文化语言和家庭价值作为激励因素等)的同时从帝制和殖民地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最具戏剧性的经济变迁。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能源、气候危机，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不平衡等。上述情势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列最具基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发展理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积极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非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身份或认同(identity)、个体性自由与集体性强制(collective constraints)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他强调：这种机遇只是理论上的，能否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机遇，则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培育。
然而，单就如何对待中国“成功故事”本身而言，这至少给我们开放出了如下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使中国“成功故事”获得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用沃勒斯坦的话讲，“我们如何才能挣脱现时代的各种转瞬即逝的强制，从而对社会现实达成一些更长远的、持久的和有用的诠释” [11]?我们究竟该把中国的这种“成功故事”视为“地区研究”(area study)的对象，即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一个变异性范例，还是开展一种更具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y)?等等。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邓正来强调：我们要区分两类普适性的知识。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西方先发国家所形成的普适性知识，而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提炼自身发展经验所形成的知识同样也可以发展成为另一种具有普适性知识，比如说一些拉美学者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而提出的著名的“依附理论”就已经赢得了普适性。 [12]然而，究竟如何超越特定时空的局限而使后发国家的知识具有普适性呢?一个较为通行的模式是开展所谓的“地区研究”，即以跨学科的视角开展对异域文化和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而补充西方主流理论模式的不足。这种模式在中国研究中根深蒂固，在以中国为对象、以“跨文化”、“人类学”或“比较研究”为标签开展的各种跨学科研究(如法律人类学、比较政治学等)中大都无意识地采用此种模式 [13]。就连Gudmund Hernes 也不能幸免这种模式的影响。在与邓正来教授进行关于中国经验的讨论时，他一直强调的是：“中国视野的加入将完善和补充世界社会科学。”“中国独特与绵长的历史对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而言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从学术史看，“地区研究”模式于二战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开始兴起。它对于打破此前社会科学研究所形成的学科壁垒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后发国家因特定时空产生因素作为一个补充性的变量，它只是将后发国家的经验作为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一个变异性范例而已，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在前提上已经认可了既有理论模式的有效性和支配性。显而易见，如果采用这种模式开展对当下中国的跨学科研究，只会仍然落入西方知识霸权的窠臼之中，进而在根本上丧失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SSCI刊物《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主编、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显河教授在其演讲中明确区分“地区研究”和“中国研究”。他将“地区研究”重新定义为：它是学者表述、批判某个被聚焦区域之精神并将其一般性地理论化后所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他将“中国研究”重新定义为：它是学者表述、批判中国精神并将其一般性地理论化后所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与“地区研究”相比，“中国研究”更注重自身的主体性。以《中国国际法论刊》为例，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精神”的关注，可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讨论最具根本性和情境化(contextualized)的问题，如中国的世界观，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对国际法律和政治制度(legal and political system)的参与等;(2)选择最具创造力和原创性的论文;(3)运用最具代表性的素材。
如果我们超越当下视角和区别于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的中国“成功故事”的背后事实上潜隐着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即如何对待中西哲学资源的问题。作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会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会长、《中国哲学杂志》主编、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先生将其治学的基本思路确定为：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在此次论坛中，他结合《中国哲学杂志》的办刊经验，以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关系等为例，阐述了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他强调：中国哲学不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帮助世界;就人类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中西哲学资源是同等重要的，两者需“平等接近、彼此吸收”。
三、SSCI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
一如前述，目前世界社会科学一个较为通行的评价体系是由美国科技情报所(ISI)编辑出版的SSCI。到目前为止，在入围该评价体系的刊物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约有十种。除了前文提到的由大陆主办的三种刊物外，其他几种是：美国纽约艾斯维尔公司出版的《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美国M E SHARPE公司出版的《中国社会与教育》(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中国政府与法律》(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和《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美国塞奇公司出版的《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评论——中国发展综合期刊》(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台湾地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的《问题与研究》(Issues Stues)等。然而，作为参照自然科学引文索引(SCI)而建立一种评价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诸多质疑。在此次论坛中，不少论者又围绕这SSCI对社会科学国际化标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题为《中国期刊国际化的几点疑问》的发言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对SSCI作为国际社会科学评价标准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特殊性，社会科学的国际化道路并不能完全步自然科学的后尘。SSCI这种以英语为单一语言的评价体系在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评价中具有显见的局限性：由于语言翻译本身的难题，至少像古文字学等这样的学科是无法用任何单一语言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必须提倡国际学术交流的多语性以及建基于此的国际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多元性。
与此相关的是，不少入会论者提出了与过于SSCI这种盲目国际化倾向相关的如下疑问：在包括SSCI刊物在内的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我们能说那些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一定代表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原副局长陈振声等)那些以中文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几乎千篇一律地刊发论文的英文标题和英文摘要是不是一种盲目的国际化或想象的国际化?等等。
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信息管理系教授叶继元则从期刊检索之必要性的角度对诸如SSCI、CSSCI等评价体系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他以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数据说明：社会科学论文的激增凸显了论文检索的必要性，而检索则离不开对社会科学期刊和论文进行归类、评价。我们不能因为某个评价体系的不完善而否定评价体系本身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国内社会科学期刊通行的英文题目和英文摘要而言，尽管已有《文史哲》等杂志率先取消了英文标题和英文摘要，但不少外籍华裔论者以自身的经验为例说明：“英文摘要”看似无用，但的确对国外相关论者进行文献检索具有重要意义(成中英等)。
不少论者还就“核心期刊”的遴选标准、转载或引用情况与论文质量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黄颂杰、《学术月刊》杂志主编田卫平等)，如何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主编Xiaming Liu)、中国研究的翻译与出版(清华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座教授王宁)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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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2年08月17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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