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场是生产劳动习俗中最受关注的摄影题材之一 钱竹云 摄
表象化
民俗摄影的现状是，大量参与者对民俗学知识和所拍题材见解粗浅，拍摄思路也长期停留在唯美化表现的层面，因此便难免造成对任何仪式都只关注最有气氛或最具代表意义的“决定性瞬间”,对民俗的理解只停留在婚丧仪式、节庆表演等肤浅层面，甚至只关注少数民族题材──以致现在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习惯、衣装等与城市人趋同化后，便只愿拍摄表演性质的盛装活动了。
民俗的摄影表现决然不能停留在外化的活动上，而应该用视觉手段探求各种行为的内在基因和文脉传承。不可否认不少摄影人已认识到，对于某种民俗，加有详细图片说明的组图更有表现力，但在这种具有一定深度的表现形式上，不少人又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程式化窠臼，像某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评委所说的那样，在乡村戏班的后台，必定有一位给孩子喂奶的女演员。
当前，一些民俗事象的演变和消亡很快，民俗摄影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抢救性拍摄，这样的拍摄更需要事无巨细一一录之，甚至动用视频等多种影像手段。虽然接触民俗摄影者不少，但能够自觉自愿深入其中并加以长期跟踪关注者却不多。更多人则满足于到异地拍摄新奇景象，而不愿观察和记录身边正在消逝的民俗。近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一些机构通过集中的抢救性整理、记录、出版等，留存了相应民间艺术文本，一些摄影师也在自发地做着力所能及的抢救，但在大环境下，这样的努力还是有些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有论者提出，民俗摄影的最有效方式应是就近拍摄，以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得心应手地拍出附加生活经验和文化内涵的作品。因为熟悉，恰恰能由大量感性认识进而提出问题进行思考，能在拍摄选材上做到典型性和广泛性兼顾，避开盲目追求表象的状态，展示属于自我及同宗同族、同乡同里的精神世界。相信在此过程中，摄影师本人也会逐渐了解更多鲜知的礼仪、信仰、禁忌等，甚至成为当地民俗学研究的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何星亮在《关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学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描述型、解释型和应用型。摄影人如能对民俗事象很好地完成影像描述，并能通过影像对某种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等加以回答解释，就会给民俗学研究者提供更多可供应用的资料。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提出的“深描”,也就是对当事者的文化层面的所有内容最大程度的还原，应该成为民俗摄影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新锐导演赵鹏逍就《天脊》一片的拍摄风格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西藏人的生活有它的常态，这种常态不应该是一种奇观的展示。”──这对于大量涌进藏区拍摄民俗的摄影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提醒。
碎片化
既然民俗摄影更适宜用图文组合的方式来深度表现，偶然拍下的单幅照片就需要靠大量集纳和重新编辑才有可能产生价值。如果要探究民俗在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所有表现，就必须知道哪些该拍，哪些不该拍，从哪个角度拍更好，更需要深入持久的态度和行为。
可资作为民俗摄影楷模的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柯蒂斯，从1900年至1930年走遍了80多个印第安部落，拍摄了4万多张北美印第安人外貌服饰和生活习惯的照片。其画册《北美印地安人》“内容丰富详实，真实可信，学术含量高，在利用照片表达人类学内涵方面，为美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试问，我们能做到么?
不少关注民俗题材的摄影师，其思维模式是报道摄影和项目化的，仅满足于阶段性拍摄后编辑一组作品以供发表或展示。在民俗摄影一途，项目化的拍摄可能仍难以接近其本质，更需要长期坚持专题化运作，与田野考察和民俗学研究等结合进行。对于专题的确定，则应该根据自己的见解等量力而行，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才会既有宏观思考，又能微观切入。
有时候，大兵团散点作战的方式更有益于完成某种民俗事象的摄影使命。北京青年报今年4月23日刊发的报道称，2010年以来，在北京市档案局(馆)的指导下，朝阳、海淀、丰台等9个相关区县档案局(馆)启动了对50个重点挂账村拆迁改造的拍摄工作，主要分为照片和视频两部分，拍摄内容大到民房、道路，小到标志性老物件。这种政府主导的项目，在抢救性拍摄方面无疑是有效的。
民俗摄影如果完全依附于民俗事象的文字图解，仅仅为了“图与文合”,依然会碎片化，而不能整合成反映民俗的有效影像集群。这是因为“单独的一张图片，可能根据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多元的理解方式，然而，一组针对某一特定内容呈不同表现形态的图像却不容易产生认可的分歧。”(《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1期，聂达《试论民俗学图像建设的几个问题》)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摄影在线-中国摄影报 2012-7-17 17:51
【本文责编：CFNEdi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