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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出土文献存《摩诃婆罗多》名目
新疆焉耆县七星千佛洞附近1974年发现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叶(编号为YQ 1.29[I.2])背面、柏林所藏另一件吐火罗语A残文书(Toch.A 293)中，列举了十八大经的名目，其中就有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焉耆语名称。
1969年，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在德国柏林所藏的新疆克孜尔出土的梵语写卷中，找到两叶保留了《摩诃婆罗多》的章节名称的残片(Ms.Spitzer, fol.100+90+x; fol.100+90+(x+1))。残片用贵霜时期的字体书写，年代很早。施林洛甫认为这是现存最古老的《摩诃婆罗多》章节目录，对考察《摩诃婆罗多》的形成过程有一定价值。与《摩诃婆罗多》现存的“篇章总目篇”(第一篇《初篇》的第二章)相比，至少可以证明《摩诃婆罗多》的第四篇《毗罗吒篇》和第十三篇《教诫篇》是后世添加的。
此外，斯坦因(M. A. Stein)在尼雅古城收集到的犍陀罗语写卷中，夹杂了一件用佉卢文字体抄写的梵语残片(第523号)。该残片保留了一段与《摩诃婆罗多》内容相同的文字：“人之初精力旺盛，而后精力枯槁;人之初受到赞美，而后受到责骂;人之初心中悲伤，而后喜悦;人之初乐善好施，而后向人乞讨。”(林梅村译)虽然不能将《摩诃婆罗多》的片段引文、类似的譬喻(如“黑白二鼠”喻)、故事情节或叙事母题在中土文献乃至图像中的反映，视为《摩诃婆罗多》的文本在我国(特别是西域地区)有所传播和影响，但这些吉光片羽真切反映了《摩诃婆罗多》的名声沿着黄沙古道与丝路绿洲流传广远。这也是古代印度文学传播形式的多样性的一个例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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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婆罗多》又称“第五吠陀”，在印度享有神圣地位。由于体大事繁，括罗宏富，宗教、哲学、历史、政治、军事、外交、伦理、天文、地理、民族、语言、传说、神话、寓言、族谱、民谚、仪礼、习俗等无不涉及，它在事实上已成为古代印度的百科全书。读懂并且译介这部巨著，对于研究印度学的梵文学者来说是一项难以放弃的使命。欧美印度学家曾就此付出令人敬佩的艰苦努力，如法国的福歇、美国的布依特南。可惜他们多因天不假年而事功未竟。中国学者合作从事，历十余年而最终完成翻译工作。1993年底，《摩诃婆罗多》第一篇《初篇》出版，译者为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1996年，翻译工作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黄宝生主持全面工作，翻译队伍由黄宝生、郭良鋆、李南、段晴和葛维钧等人组成。2002—2003年，全部18篇译稿陆续完成，后经反复校改，汉译《摩诃婆罗多》6卷本在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摘自葛维钧《梵语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译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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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第32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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