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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20世纪中国神话学概观
——《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增订本)序言
  作者:刘锡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6-26 | 点击数:6629
 

  50~6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学术的等多种原因,以及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现代性的矛盾,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一度从20~40年代形成的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萎缩到了几近单一的社会政治研究。许多原来在神话研究上造诣颇深的学者,除孙作云、丁山等几位外,大多只专注于自己的本业,而不再流连于神话学的研究了。孙作云的神话研究始于40年代,最突出的成就在运用图腾学说希图建构一个图腾式的神话体系;到了50-70年代,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以楚帛画和汉画像石的神话母题为研究方向。丁山的神话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缜密的考证为特点,从古代祭祀起,后稷与神农、日神与月神、四方神、方帝与方望、洪水传说、尧与舜、颛顼与祝融、帝喾、炎帝与蚩尤、黄帝,三皇五帝,……从史前神话人物,到秦建国前的先王世系,一一论列。他以神话研究而活跃于40年代学坛,可惜于1952年英年早逝。其神话学代表作《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于1961年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另一遗着《古代神话与民族》于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袁珂是这一时段有代表性的神话学者,他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贡献,主要在对典籍神话的考释和对神话进行连缀,使其系统化。《中国古代神话》(初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后经多次印刷。1957年7月增订本出版时,累计印数达67,000册;1960年1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版,累计印数达2,2001册;1981年月第2次印刷,累计印数达127,000册。改革开放后进入新时期,1984年9月,易名为《中国神话传说》改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次印数达170,000册。)是他本人、以及中国神话学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此外,游国恩、高亨、杨公骥、胡念贻等在古典神话的文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也值得称道。

  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从1978年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神话学研究重新起跑,到世纪末的20年间,逐步把间断了十多年的中国神话学学术传统衔接起来,并提升为百年来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以学者队伍而论,这一时期,除了茅盾、顾颉刚、杨宽、钟敬文、杨堃、袁珂等老一辈神话学家们的学术贡献以外,陆续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的神话学者,如萧兵、李子贤、张振犁、陶阳、潜明兹、叶舒宪、吕微、陈建宪、常金仓等,他们借鉴和吸收各种外来的当代学说和理念,采用包括比较文化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神话和神话学进行了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研究。新时期以来,持有不同学术理念的神话研究者们,(1)在古神话的研究、校勘、考订、阐释、构拟和复原方面(袁珂的《山海经校注》(1980)和钟敬文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0),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对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睡地虎秦简日书等所载创世神话文图的解读与阐释(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李零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刘信芳的《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只研究》以及许多学者的多种考释性着作)方面;(2)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和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的“活态”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领域,包括神话思维、结构、类型、象征等神话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跨越式的开拓。不同地区、不同语系的少数民族神话的被发现、采集、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古神话系统构成中某些缺失,而且全面推动了中国神话学从文本研究到田野研究的过渡或兼容,亦即神话研究的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在百年中国神话学的历史途程中和学理构成上,居住在台湾、香港的神话学者们的学术贡献,是不能忽略的。一般说来,近50年来台湾和香港的神话学研究表现出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学理的连贯性的延续,他们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大陆学者“文革”十年被迫停止工作的那段空白;二是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理念面对世界,更多地吸收了国际神话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老一辈的学者如凌纯声、芮逸夫、苏雪林,还是继之而起的李亦园、张光直、王孝廉、文崇一、李卉、胡万川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在典籍神话和原住民神话的研究方面,以现代的学术理念、扎实的考据、微观的阐发,对中国神话学的建构和提升贡献良多。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了。回顾一百年来的神话学历史,从20世纪初茅盾所撰《中国神话ABC》起,到20世纪末袁珂所撰《山海经校注》止,许多学者都在为“创造一个中国神话的系统”这一学术理想而不停息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茅盾说:“用了极缜密的考证和推论,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至于十分荒谬无端的中国神话的系统。”[9] 当然,前辈学者所说的这一理想,是指典籍神话和汉文世界的神话而言,包括通过“缜密的考证和研究”对“零碎”的神话断片的阐释与连缀,和对被“多次修改”而“历史化”了的神话的“还原”,而并未包括居住在中国各地的55个少数民族的神话。应该说,典籍神话的“还原”、“梳理”、“阐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典籍神话在现代社会不同地区和群体中的流变,也理应在中国神话的构成之列,但典籍所载之日,就是其生命的结束之时,而在民间,神话却似滔滔逝水永无停息,20世纪80年代以河南王屋山一带为中心对“中原神话”的搜集与研究,弥补了中国典籍神话的某些缺环、丰富了典籍神话的链条,延长了典籍神话的生命。[10] 而少数民族的神话,如茅盾所说:“中国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新分子参加进来。这些新分子也有它自己的神话和传说,例如蜀,在扬雄的《蜀王本纪》、常璩的《华阳国志》内还存留着一些,如吴越,则在赵煜的《吴越春秋》内也有若干传说。此种地方传说,当然也可以算为中国神话的一部分。这也需要特别的搜辑和研究。至于西南的苗、瑶、壮各族,还有活神话在他们口头的,也在搜采之列。”[11] 袁珂于80年代发表的“广义神话论”,[12] 实与茅盾20世纪的所论是一脉象承的。20世纪以来,至少自30-40年代起,尤其是80-9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故事集成”的搜集编辑过程中,对各兄弟民族的神话(无论是抄本的、还是口头的)的调查搜集和采录编定,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神话类别和文本,有些汉文文献中已有的着名神话,如盘古神话,洪水神话,新的材料也有了大量的增益,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武库。几代学人的这一学术理想,到世纪末已接近实现。我国不仅有一个庞大的帝系神话系统,而且也有一个丰富多样的自然神话系统,不仅有一个宇宙和人类起源神话系统,也有一个创造文化的文化英雄神话系统。中国神话的系统和中国神话的武库,在多样的世界神话系统中,以其悠久的传播历史和独具的文化特色,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本,同时,要求有中国独具的神话理论来阐释。

  对于中国神话学来说,20世纪是其学科建设从草创到初步建成的重要时期。在这百年中,我们基本上摆脱了跟在外国人后面蹒跚学步的阶段,初步建成了自己的神话学学科体系,并在一些包括古神话“复原”、创世神话阐释、少数民族口传神话发掘与研究在内的重要神话学问题上,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尽管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很完善了。20世纪末,我国的神话学界,虽然先后痛失了几位巨擘,但更多的年轻学子在神话学的学坛上挺立了起来,以优秀的神话学专着和论文,扣开了21世纪的大门。我相信,21世纪,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预言中的“东学西渐”文化移动潮流,中国的神话和中国的神话学,必将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和更大的影响。

  谨为序。

  2010年1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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