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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见商务的总编辑张天泽，他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他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我想，他是厦门人，厦门是商业中心，他从小耳濡目染，想来他懂得经商，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干。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比了我们的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惯了王云五的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进一步退两步，迁延复迁延，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落，我的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这时，我到北碚游览，认识了亚光舆地学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纬宇等在抗战揭幕后创办亚光，制印地图。为了那时逃难的民众和开拔的军队都需要地图做旅行中的参考，有一种袖珍的《中国分省图》竟于数年内销了35版，每版1万册，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这时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广西一带推销，他则为了邀请制图人员到重庆。到了之后，知道科学工作人员集中在北碚，制图以北碚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几间屋，设立中国制图社。既和我遇见，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就请我加入，成立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推我为社长。我家居柏溪，离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无法延医购药，死了连棺材都买不到，托人从磁器口买了来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这穷乡僻壤，要迁家到有医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这条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长。过不多时，金氏昆仲来北碚协议扩大组织，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局。我当时正值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哪能加入股子。承他们的好意，替我加入20万元，于是我也成了书局的股东。抗战胜利，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年7月，开股东大会，万想不到，被推为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副总经理陈宣人，前在商务担任事务多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大信文具公司。经理二人： 一金振宇，即前亚光总经理;一丁君匋，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协理一人： 金纬宇，即亚光的副经理。他们为什么选我呢?一因我年龄最长;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30年，交游众多，做书店生意不能无教育界的联络。我坚决地辞谢，因为我实在不会做经理部工作。但他们说： “不妨，经理部的工作自有我们做，不来烦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联络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虽负了总经理的名义而仍住在苏州。公司有事，打一电话来，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苏州住了两年，担任社教学院的教授。
大中国图书局开张在上海之后，营业极佳，因为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些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收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这些变动上海书肆都尚未画出而我们已都有了，在胜利之后人心振奋的时候我们印一版就销一版，甚或我们尚未再版而订货的已来，大有供不应求之概。但国、共谈判破裂，战事一起，发行网就缩小了一半。以后解放区日广，到上海蒋军消灭之前，我们的发行网竟至不出上海。而且为了工商业的不景气，购买力也萎缩非凡，就是上海一区也远非昔比。到这时，我们的地图是没有销路了，只靠了贩卖钢笔吃饭。我为书局编的一套《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一百数十种，出了十余册就出不下了。特约吕叔达编的《中国通史演义》八十回，编辑部里用了五六年的气力绘出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分县地图》，其细密为历来坊间所没有的，都不能付印了。这多么痛心!
我住苏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够用，但苏州这地方，游手好闲的太多了，借钱求荐的麻烦不必说，就是不借钱、不求荐的人上门，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没有这闲暇去陪他们，然而多是本家、姻亲和上辈的朋友，得罪不得，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当工作上打算，我非迁出苏州不可，所以辞掉社教学院的教职，于1948年迁到上海，专做书局的事。我在书局，虽不能任经理，但编辑是可做的，我当然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只是时局动荡过甚，局中营业日落，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蒋维乔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诚明文学院的教授。 解放之后，发行网宽得多了，可是又有难问题来。地图是表示政治区划的，区划改变地图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货，要造货就须有生产资本，但我们的流动资本已干涸了，造新货谈何容易。原印的图，一切不合适，只有卖给纸厂造“还魂纸”。再则，新印的图是否合适也是问题。例如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编了一册《苏联新图志》交给我们印，我们觉得这些编者都是专家，料不会错，就出版了。哪知出版之后，得到出版总署胡署长的信，说： “其中有《帝俄东部发展图》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们把这个意思告给地理研究所，他们答道： “帝俄时代的事自有帝俄负责。而且帝俄不但受苏联的攻击，也受我们的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主席的攻击，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过去的事实揭发出来!”出版总署是国家机关，地理研究所也是国家机关(今已并入中国科学院内)，为了他们步伐的不一致，害我们铺子赔了3000万元，这种苦痛该向谁诉?本来我们已定出版民众读物，仍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名义，在平津报纸登了征文广告之后也收得了些稿子，自从《苏联新图志》生了问题，我们一再考虑，恐怕自己政治认识不够，出了岔子，加以出版总署并不负审查的责任，我们也没法质正于政府，所以就改变方针，从学校的自然科学挂图着手了。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自问无应变之才，越来越觉得无能。去年解放前，金圆券一日数落，局中同仁无不喊穷，不绝地向经理部请求增薪。编辑部因为由我主管，工作人员向我要求更切。我因为这是实在的情形，与经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贴，然而那时正是营业极不振的时候，局方实不能加。我争之再三，有一位经理就说： “顾先生，你究竟是什么立场呢?你若是站在劳方，你的争是对的，但你却是资方的总经理呀!”这句话驳得我哑口无言。自从局中组织了工会，劳方与资方有共同组织的业务会议，以及福利、膳食、学习等的委员会，关系愈来愈密切，斗争也愈来愈尖锐，我既负了总经理的名义，也不该不实际负总经理的责任，然而折冲樽俎非我所长，要我在劳、资两方确定立场，尤非我所能，我真踌躇了，彷徨了!我还是退出商界罢!下次开股东会议时，我决定辞职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5年历史，我觉得商界确实好。他们固以营利为目的，但这个目的是公开的，除了公开的竞争之外再没有钩心斗角的破坏行为。不像教育界人，口头上清高万分而实际则较及铢锱，为了一点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致鼓动了别人来闹风潮。可惜我进商界迟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张元济先生的足迹而前进。
(本文摘自《顾颉刚自传》，顾颉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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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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