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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汉语中，“魅”原本是指物老而成的精怪，后逐渐有了衍生意义，“吸引人的力量”，即“魅力”。在其学术帝国中，马克斯·韦伯经常使用的“除魅（Entzauberung）”的“魅”正好与汉语中魅的本义相当，有着和宗教相对而言的巫术、迷信性质。对他而言，作为宗教史上的伟大过程，“现世的除魅”是去除作为救赎手段的一切巫术。[85]与此相类，撂地相声更多指向食、色等人之本性的俗、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一面就扮演了这种具有巫术迷信性质的“精怪”——魅。所以，与政治的强势要祛除她不同，经济的强力又想抓获她，委身于她，心甘情愿地被其上身附体。但无论是祛除还是倚重，撂地相声原有的精魂从正反两个层面被歪曲、污名化了。在此意义上，本文的污名化也就等同于韦伯的“除魅”了。
当然，仅仅强调“魅力”时，即遵循汉语中“魅”的衍生义时，就是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借用韦伯的“除魅”了。在此意义上，追忆或感觉中人们赋予撂地相声的或真切或虚幻的美好成分正好是一个与“除魅”相反的，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增魅”的努力与叹息。相距时间愈久，“魅”就越多，愈加不可复制。在强烈的思念与深深的遗憾之中，“青少年文化”包裹之下的憋屈感得以进一步强化。于是，似乎在“除魅”过程中走向死亡的撂地相声也在“增魅”的历程中成为永恒。“味儿”也就在“在”与“不在”之间彷徨，浅吟低唱。
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心态的角度和演者与观者的结构性关系，对百余年来草根相声污名化与增魅化逆向互动历程的勾勒，是将相声这种传统视为“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86]。由此，本研究试图说明作为相声的某个阶段，撂地相声、政治化相声和商品化相声都是不同年代的人，尤其是观者和演者一道在各自生活的具体时间对相声及整个文化社会生态的理解、改造和创造形成的，是相应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社会结构、相互关系、文明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冲突与妥协的反映，是伽达默尔所言的“效果的历史（effective-history）”[87]。在效果的历史中，应运而生且显要的“英雄”也就成为人们言说的对象和下意识表达自己思维的工具与符号。
同时，本研究也绝非单线进化论的思考模式，将历史断裂，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反之，本研究关注的文化艺术的本质，并试图以相声演进的个案说明：我们曾经故意漠视和批判的“旧”之中好的一面，和我们津津乐道、齐声叫好的“新”中潜存的不好甚至危险的一面。因此，与媒体快速的写作和叙述策略不同，我还原了“草根”应时而生、因运而变的荣枯的基本内涵，而非将其与雅、官方、精英、主流/主体、现代对立，并把撂地相声、政治化相声和商品化相声都视为是草根相声的不同形态，还强调这些形态历时的共时性和共时的历时性。在此意义上，本文亦可称之为草根相声的形态学。
前文提及的21世纪以来，多少有些指向传统的，作为一种文化生态的原生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叙事的主色。它确实有着文化反思后的自觉追求，但却依然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强行将文化与经济拉郎配，只不过是打着保护生态或文化的旗号，向政府、向上级、向中央要钱，向外界扬名，在年度工作报告中丹书工作业绩，然后再以此为平台，找文化公司、广告公司、开发公司，找专家、学者、顾问，利用明星、名流和名牌，发展旅游，当然会加上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寻根旅游之类的字样。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幻象的呼召下，这些既是阳谋又是阴谋的策略也不同程度地得到生态拥有者和文化享有者的回应，甚至是积极的响应。
这样，过分的“入世”、顺应现实，过分向商品拜物教的自觉妥协，使得被称之为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种原本还具有些许价值理性的传统、文化、艺术在“大跃进”式的批量生产与捧杀中，飞蛾扑火般地飞向工具理性编织的巨网。如同草根相声在新世纪被浓墨重彩一样，原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高唱的事实，也说明诸多作为一种文化生态的传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
十、草根艺术、闲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草根艺术的宿命？
早在近百年前，就庙堂艺术与草根艺术、精英文学和口头文学之间的缘源，王国维已经阐释得很清楚。在1913年刊行的《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写下了被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家反复引用的句子：“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88]这一论断几乎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学史书写遵循的基本范式。换言之，当从民间而来的文体/文类经过文人的反复演绎、登堂入室而生命力枯竭之时，有创造力也不甘寂寞和束缚的文人就会再次将其触角伸向民间，从口头传统吸取营养，造就一代之文学。对于这一点，在《宋元戏曲考》刊行之前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已经有了清楚的表述，云：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以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其可笑孰甚。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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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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