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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于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由钱玄同题签，周作人作序的这本小书曾轰动一时，在当时被认为是用人类学派的理论进行迷信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江绍原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谦逊地调侃说：“另封寄上《发须爪》一册，封面可喻为‘花丝葛’，尊序是一顶‘高帽子’，而帽子下面的人，怕是‘其貌不扬’吧。”［1］周作人对该书评价甚高，在回信中说道：“日前会到玄同、士远，均大赞叹，可见穿‘华丝葛’而其貌仍甚‘扬’也。”［2］周作人和江绍原二人私交甚笃，在学术上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尤其是在民俗学领域，两人更是志同道合。他俩在《语丝》上关于“礼”的一系列讨论直接促成了江绍原对“礼俗”的研究以及《发须爪》的写作［3］，最初以《礼部文件之九：发须爪》为名连续发表在1926年1月到4月的《京报副刊》上，出版时又增添了不少材料，对不少观点重新进行了讨论，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
发须爪中的宇宙观
在《发须爪》一书中，江绍原试图从前科学时代人之发观、须观和爪观中来窥测前科学时代人之宇宙观、道德观。在他看来，“所谓宇宙观，人生观……也仅是瓶儿观、罐儿观、大小两便观、须发爪观……之和，再加某物或无物。本书的探讨，虽以关于须发爪三件小事物的言行为限，然这些言行，处处与古今人的药物观，治疗观，病因观，身心关系观，祭观，刑观，时观，死观，死后生存观，（中略）故发须爪观的研究，实在是关于那些较大的‘观’的研究之一部分，犹如那些较大的‘观’的研究，想就是那再大不过的宇宙人生观的研究之一部分也”。［4］ 那么，从发须爪观小处着眼，来看更大的宇宙观、人生观，其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从这些“小观”中可以观照“大观”，古人的发须爪观中承载着古人的宇宙观、道德观。如果古今人在发须爪这样的“小观”上大不相同，那么他们的宇宙观、道德观也肯定发生了改变，江绍原不过是借发须爪来谈古今人宇宙观、道德观的变化。
周作人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自己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但在诸多嗜好中，有一件总是喜欢，从来没有厌弃过，这个足以统一他凌乱趣味的，就是对神话的喜爱，尤其是希腊神话，他从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中对神话感味很深。周作人对神话的喜爱，源于他长期以来对文化、宗教道德起源历史的兴趣，他一直寄希望于研究社会学的朋友能够关注“道德观念变迁”，然而“荏苒十年杳无希望，因为那些社会学似乎都是弄社会政策的，只注意现代，对于历史的研究大抵不着重的”。令周作人欣慰和兴奋的是，江绍原的《发须爪》实现了他对社会学家的期望，这个期望就是在《发须爪》这本小册子中所试图表明的，“道德并非不变，打破一点天经地义的迷梦，有益于人心世道”。在他看来，在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实在切需这样的著作，他将该书列为青年必读书之一，“我觉得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之外，还能给予青年学生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运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5］。在对礼教迷信的批判上，江绍原和周作人是同道的，与“反抗现代的复古运动”站在了对立面上。
江绍原将当时的中国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受了西洋科学影响，思想起了变动甚至是革命的人，一类是思想虽然没有变动但已经被西洋科学像漆似的涂了一层的人，这种人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类人仍很动摇，他们一旦不幸为疾病痛苦所折磨之时，就不免“现原形”，其实这类人是仍未从旧思想中真正解放出来的人。第三类则是除前两类之外其余的人。江绍原把前两类人称之为“新人”，后一类称为“旧人”。他认为新人与旧人不仅在大处，诸如“祭天祭祖是否必要？”、“奴婢制度、多妻制度合理乎？”这样的问题上会有鲜明的意见分歧，而且即使小到诸如灶观、门观、嚏观、耳鸣观、盆儿观、罐儿观、大小两便观，两种人所持的观念也大相悬殊。在江绍原看来，这些前科学时代的人的“小观”，盆儿观、罐儿观、大小两便观与他们的宗教、道德、医药、两性生活及其中的观念都有关系，在这些“观”中先民的“精神”、“智慧”并没有泯灭。在许多事物上，“现代的旧人”的观念中仍可见这种“先民”的“精神”和“智慧”，他们是三类人中道德观和宇宙观没有发生变化的人。江绍原在书中侧重谈的就是这一类所谓“旧人”的发须爪观，他们的发须爪观中承载着传统的道德宇宙观，而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观念影响下的“新人”，他们将修理发须爪视为卫生和美观的需要，随意弃之，其宇宙观、道德观已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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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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